材料一 汉朝制定并实行了许多切合实际、收效较好的民族治理政策。成帝时“置尚书四人”，其中有“客曹尚书”，专主夷秋之事。在地方上设置的民族治理机构主要有“道”“属国”和“初称”，还结合具体形势和民族地区的特点设置了专门的职官，如在《后汉书》之《西芜传》、《乌柜鲜卑传》、《西域传》、《南匈奴传》中多有关于护芜校尉、护乌柜校尉、西域都护、使匈奴中郎将的记载。汉文帝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成之事。”武帝元狞二年（前121年），“上称、溯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成田之”。元封二年（前109年），“漠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称，赐漠王王印，复长其民。”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微外蛮夷张游率种人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为郎中将，对夜郎侯多同“厚赐，喻以威德，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增串……乃且听蒙约。”“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元光五年（前130年），遣司马相如“通灵关道，桥孙水，以通平都。”两汉时期，我国周边的民族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一版图之内，奠定了我国疆域的基础，经历代之增益，遂成今日之中华。
——摘编自陈心林《汉代民族治理政策述论》
材料二 唐朝在总结了秦汉在少数民族地区设边称县，南北朝置左称右县的历史经验，首创了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方式—羁縻府州。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共有八百多个。保留原有的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从长官到僚佑均由本族人担任，并派遣汉官充当羁縻府州的部分官员，组成联合统治机构，共同治理。同时也由中央派遣代表进行“监视督导”。以西汉与唐朝相比，西汉立国213年，与少数民族和亲16次；唐朝立国289年，与少数民族和亲29次；西汉时仅有匈奴和乌孙。唐朝则有吐蕃、突厥、契丹、回纥、宁远国和南沼等九个少数民族政权；西汉和亲只限于西北和西部；而唐朝和亲则视野开阔，东北、西北、西部、西南都渗透到。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在《贞观律》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永徽律》，明确规定：“诸化外人，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反者，以法律论。”
——摘编自马敏钱晓芳《论唐朝的民族政策的特点及其对现实的借鉴意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朝治理边疆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朝边疆民族治理政策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说明汉唐两朝边疆民族政策共同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1941年《公民与教徒》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福利国家”一词，到1948年英国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福利国家”，向来以保守主义和经验主义为指导思想，尊重传统的英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之内引领社会保障制度变革，与英国当时内忧外患的国情有着必然联系。经过1832、1867和1884年三次议会改革，包括工人在内的无产阶级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诉求，此外工党在选举中获胜并担当起将福利国家价值观付诸实践的职责。英国“高税收、高支出、高福利”的福利国家体系的弊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日益显露。20世纪70年代，社会福利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29.4%，直接导致了国债总额滚雪球似地迅速增大。此外，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对福利的依赖性使得吃大锅饭的想滋长起来，从而引起经济效率的损失。
——摘编自过慈明《论英国的“福利国家”陷阱》
材料二 在撒切尔政府改革前，英国社会保障津贴标准一般将家庭收入和物价水平作为参照，为了抑制津贴上升，政府在1982年颁布社会保障法，规定津贴标准仅由物价水平决定。1980~1981年，撒切尔政府将病人、失业者以及失去工作能力者的短期津贴减少了5%，并规定养老金的补助标准应不超过平均收入的20%。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撒切尔政府打破福利政策惠及所有居民的惯例，规定只有由子女及丧失工作能力的家庭才能享受收入补贴，并在1989年发布国民健康服务市场化政策，寻求解决福利问题的另一条更好的出路。
——摘编自豆丁网《撒切尔政府福利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英国福利国家构建的原因和面临的困境。
(2)根据材料二，归纳撒切尔政府社会福利改革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美国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将主权划分的既能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在一切与本州的繁荣有关的事务上管理自己，又能使联邦所代表的全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整体和满足全国性的需要。联邦政府的义务和权利是简单而又容易界定的，因为联邦的结成就是以解决某些全国性的重大需要为目的的；而各州政府的义务和权利就复杂了，因为州政府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当国家遇到重大危机时，从联邦和州政府这两大权利主体的角度看，联邦政府插手原本属于州政府范围内的事务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而州政府需要依赖统一的全国性的联邦政府协调各州出现的关键问题，也需要来自联邦政府的一系列政府补助。最终结果是，州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常规，而联邦政府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
——摘编自托克维尔（法）《论美国的民主》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既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影响，又受苏联经济管理模式的深刻影响，当时人们有一个共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就是高度集中统一，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是国家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因此，国家行政管理系统不仅设立了一系列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而且特别强调了它们自上而下的集中统一。对此，周恩来强调：“现在，为了适应即将开始的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中央的统一和集中领导，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的机构。”当时有人作了一首八行押韵诗，归纳了这一政治制度的正确功能：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1953年，以毛泽东为首的委员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创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
——摘编自[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关系并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相同之处。
材料一 大量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大地上的经济发展便已有了区域性的萌芽。地处温湿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以粟为代表的旱地农业文化；地处亚热带的长江中下游是以水稻为代表的水田农业文化；东北北部、蒙古、新疆等地，经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因自然条件良好，所以开发得较早，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游牧民族处在沙漠草原地带，传统的生产方式又使他们不太从事种植业生产，因而对农业民族的依赖性很大；同时，内地人民也需要肉食和皮毛，必须仰仗于牧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夫山西饶材、竹……山东多鱼、盐……江南出楠、梓……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
——摘编自赵庆伟《我国古代民族经济的区域性发展与互补》
材料二 自东汉末年以来，北方一直战乱频繁。期间有中原汉族的自相残杀，更有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入侵，如五胡内迁、永嘉之乱、安史之乱等，把整个北方搅的鸡犬不宁。而南方则相对安定，战乱很少，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战乱南方安定，促使大量中原人口被迫或自愿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开发。南方开发少，水资源丰富，相对于较冷的北方，南方气温更适宜农作物的生长。农业的长足发展为南方手工业的兴旺、商业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编自袁振宇《中国古代史上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先秦至西汉中国古代经济分布的特点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至唐朝我国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以全面移植苏联体系的方案,创立了一汽。此后,在被封锁的特殊环境下中国出于备战的目的创立了重庆重型汽车厂、二汽等企业。在二汽等企业的创办过程中,一汽起到了“包建”的作用，所以二汽的发展模式又可以称为“苏式体系本土化模式”。而以上海汽车工业为代表的“本土渐进演化模式”并非直接由苏联大规模转移现代技术而来,而是以民国时代汽车修配业的基础嫁接现代技术而成。所以,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说,该模式体现为渐进演化,而非整体转移。新中国成立后,不少地区都发展成为了汽车生产基地。尤其是大跃进和“三五”期间’中国汽车工业曾经“遍地开花”,分布于大江南北,形成地理分布上的散布型格局。而这种“遍地开花”也直接造成此后中国汽车工业产业集中度不高的结构性弊病,负面影响至今犹在。
——摘编自关云平《中国汽车工业的早期发展（1920—1978年)》
材料二 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美国、欧洲生产的汽车充斥日本市场，大有泛滥之势。面对危机，日本政府为保护民族工业，对进口汽车征收40%的关税，并严格限制外国资本向民族汽车工业渗透。同时，日本汽车公司也积极寻求出路，一些小的公司纷纷与国外公司搞“事业合作”或 “技术合作”，而丰田却依然依靠自身力量进行研发。战争结束后，日本大量的航空技术人员转为汽车技术人员，为日本汽车产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1950 年，美国侵朝战争开始，向日本订购了大量的军用汽车，为日本汽车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刺激了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1955年，日本制定《经济自立五年计划》，在资金、税收、外汇等方面支持各汽车公司引进底特律自动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并提出发展国民车的大胆构想，鼓励企业生产供日本老百姓使用的微型汽车。50 年代末，日本汽车工业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摘编自徐 充 姜 威《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状况。(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战后日本汽车工业体系形成的原因，谈谈其对中国现代汽车工业发展的启示。
| A．基本继承了普通法 | B．维护拿破仑统治 |
| C．体现了分权与制衡 | D．渗透了启蒙思想 |
材料一
——【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材料二 大航海时代以前，欧洲白银的年产量约为3万千克，但是到16世纪下半叶，从美洲大陆流入西班牙的白银实际上每年超过20万千克。在从16世纪到17世纪的100年间，欧洲的银价下跌了三分之二、物价反而上涨了3倍。但是，依靠基本固定的地租生活的领主阶层的资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出现持续缩水状况，工商业者不断发展壮大。商人用美洲大陆的白银购买的印度、东南亚、中国的物产，并不是运到意大利各都市，而是运到经济快速增长的低海拔区域——尼德兰的安特卫普，与英格兰和尼德兰的毛织品、波罗的海的粮食作物、法国的红酒等展开交易。
——摘编自【日】宫崎正胜《商业与文明》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400—1800年世界贸易的特点。(2)综合以上材料，指出世界白银的流动走向，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流动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明成祖朱棣“锐意通四夷”，是为了“宣德化而柔远人”，与亚非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在外交礼仪上践行“厚往薄来”，朱棣亲自定夺“今后朝贡者，悉依品级赐，虽加厚不为过也”，对于各国贡物并无太多要求，赏赐物品的种类与数量由皇帝决定，且质量和数量远超贡物数倍。
——摘编自李新烽《郑和下西洋与当代中国对非洲政策比较》
材料二 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中方代表与非洲部分国家代表有了直接且实质性的接触。60年代中非关系快速发展，中国在提出“对外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的同时援助坦赞铁路的修建。70年代非洲国家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很大贡献。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与机制化成效的推进，中非关系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快速发展。
——摘编自刘鸿武、林晨《中非关系70年与中国外交的成长》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中非交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建国后中非关系发展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非关系发展的原因。
材料一 人口迁移是指人口居住地（空间位置）永久性（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改变。就中国而言，从古至今的人口迁移时常伴随着政治、经济的动荡，其规模也大小不一。
材料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是近代东北地区人口增长的初始阶段。清乾隆、嘉庆年间，人口快速增加，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关内灾民流离失所。至咸丰、同治年间，不得已改乾嘉时期的“封禁”为“弛禁”，允许关内灾民到东北谋生。这一时期沙俄发动对东北地区的入侵，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侵占了我国东北的大片疆土，使清政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促使其加快了移民实边、抵御外侵政策的出台。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清政府下令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所有法令，更于光绪六年（1880年）颁布了放荒、免税及补助的一系列法令，鼓励关内人民到东北垦荒。自乾隆以来在东北地区实施了近二百年的封禁政策终于被彻底解除。
——摘编自吴军 王延荣《近代关内人口迁移对东北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
(2)根据材料二，简析东北地区封禁政策彻底解除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古代和近代人口迁移产生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战国时代，随着兼并不断，此前较小的国，这时多已灭亡；诸大国地益广，兵益多，进而互相吞并。而位处不同区域的华夏政权楚、燕、赵、秦等国与周边少数民族出现同源共祖的观念，为秦最终建立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打下根基。
——整理自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史》等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重要阶段。辽夏金政权一方面推行以儒家文化和中央集权制为主导的统治方针，使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的一体化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的二元体制推动了“华夷一体”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深化了民族交融。
——摘编自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末期蕴含的“统一”因素。结合所学，概述秦统一的开创性意义。
(2)根据材料二，指出辽宋夏金时期为元明清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历史基础。结合所学，从疆域版图的角度概述清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