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今世界，民用航空的发展已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2000年国际民航组织预计未来5年世界航空运输市场需求将保持客运5%、货运6%左右的增长率。1978年美国实行放松管制和开放天空，在此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欧盟17个成员国航空市场完全自由化，随之加拿大、巴西、日本、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开放了天空。1997年全球有363个航空公司联盟，2000年达美航、法航、大韩航和墨西哥航宣布共同组建“天合联盟”，这是现今世界航空运输业已形成五大联盟中涵盖航线最多的联盟。日航、墨西哥国际航、加拿大航、新西兰航、德国汉莎航、法航等相继实施了私有化。为了使航空公司的销售信息迅速、广泛地被消费者掌握，因特网作为高效优质的传播媒介、低成本的通讯手段、崭新的促销方式被航空公司广泛应用。
——摘编自杨国庆《中国民航发展展望》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仅为157万吨公里，旅客运输量1万人，货邮运输量767吨，仅有12架小型飞机，12条短程航线。2004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230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1.2亿人，货邮运输量273万吨，年平均分别增长19.4%、19.0%和16.4%，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两倍多。截至2004年，我国民航定期航线航班达到1200条，其中国内航线（包括港澳航线）975条，国际航线225条，定期航班国内通航136个城市、国外通航38个国家的80个城市，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干支线相结合的航空运输网络。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民航重点改建、扩建、迁建和新建了北京、上海、广州等80多个大中型机场，机场设施越来越接近航空发达国家的水平，2004年，全国共有通航机场137个。2002年10月，民航总局直属航空运输及服务保障企业联合重组，成立了三个航空运输集团和三个航空服务保障集团，并与民航总局脱钩；2003年10月，组建了空中警察部队；2004年7月，完成了90多个机场的属地化管理移交工作。
——摘编自王志清《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回顾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民航业发展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21世纪初我国民航业发展的主要表现。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中国民航业发展的建议。
材料一 南洋是近代华人移居海外的主要地区。据统计，侨居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之一）的华人1931年为170.9万人；1934年为190.7万人；1938年达到222万余人。华侨中，“千百十万之富豪相继出现”，锡矿、橡胶等产业都被华侨掌握。侨汇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1902-1936年中国侨汇年均2.5亿元。1937年则达到4.74亿元，1938年国民政府在南洋“加紧吸收华侨汇款”，侨汇更达6.44亿元。
——摘编自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等
材料二 新中国初期，由于遭遇经济封锁，中国的外贸规模很小，平衡国际收支困难。1950年-1988年，我国外贸逆差共计61.24亿美元，而同期侨汇约96.1亿美元，其中给侨属的小额赡家款占多数。国家通过提供专供生活物资等手段，将这些侨汇集中起来，同时又积极争取投资性侨汇。广东、福建两省的华侨投资公司吸收的资金，以1952年为100,“到1955年就为305%"。
——摘编自任贵祥《新中国三十年侨汇政策研究（1950-1980)》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30年代后期南洋侨汇的变化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侨汇在新中国初期所起的作用。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概括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和上海采取不同方式引进外资的原因，并综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归纳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19世纪30年代，受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影响，资产阶级宣称贫穷是由懒惰和道德问题所致，济贫只会滋生懒惰和贫困，因此解决贫困问题的途径不是养活“过剩人口”，而是用某种办法尽可能地去缩减“过剩人口”。在这种“以惩治懒惰来根治贫穷”的济贫基调下，1834年英国颁布了“新济贫法”，取消了院外济贫，确立院内济贫制度。济贫院实施监狱式管理，家人要被拆散，按年龄、性别分别居住。在当时的济贫院里，除体弱多病者和7岁以下儿童外，其他人都必须劳动，而且多是从事一些危险且经济效益低的苦力劳动，如砸石头、扯麻絮等。
——摘编自郭家宏《富裕中的贫困：19世纪英国贫困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材料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济贫院逐渐消失，英国的贫困问题开始有了很大改善。这一方面得益于国家的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缘于伪善和惩罚性的济贫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反抗济贫院制度和《济贫法》的斗争不断涌现。1838年元旦，英国工人组织群众集会，号召人们不要再忍受妻离子散、苟延残喘的监狱式生活，要废除罪恶的法案。1842年5月2日，英国发生了工人请愿大游行(又称宪章运动)，工人阶级逐渐认识到“普选权问题是饭碗问题”，政府应为他们的贫穷、失业和悲惨现状负责。是年8月20日，还发生了失业工人袭击斯托克港联合济贫院事件。
——摘编自李家莉、江橙《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贫困与济贫》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院内济贫制度出台的背景和济贫院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贫困问题逐渐得到改善的原因。
材料一：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到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家国同构”“家天下”都是封建王朝中君主、民众共同认可的国家观念。梁启超引进了西方现代国家学说，他认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地域、民族、政府和政治法律制度，并在各方面维持其主权的完整独立。而所谓国家思想“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革命目标的变化密切相关，在革命认识与实践中，孙中山由最初的具有排满色彩的“汉族的民族主义”主张，逐步走向“中华民族主义”的民族主张。“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华民族”和“中国”概念的进一步宣传与发展，激起每个国人的国家认同感与民族意识。在中国社会从封建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摘编自金素端《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认同图式的历史审视》
材料二：根据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特性，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具备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就必须要达到以下标准：第一，中国境内的各民族都需要对“中华民族”产生认同感，认定自己不仅仅属于某个民族(种族）,而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第二，中国境内的各族人民要享有公民的权利，国家是属于人民的；第三，中国政府对内要享有最高的主权权威，对外要有独立的主权。这些特征的具备需要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中国共产党的构建过程中，要获得民族性，就需要进行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设；要获得公民性，就需要进行民主建设；要获得主权性，就需要取得反军阀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胜利。在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具体实践任务是不同的，是相互盘杂的。
——摘编自承凤凤《中国共产党与现代新型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921—1949）》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前期中国国家民族认同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主要实践，并归纳其成功经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以来中国构建现代新型民族国家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以后，党为实现苏维埃政权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展开了斗争。所有这些新任务，都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政策所应解决的。必须新建沙俄所没有的一系列工业部门，即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厂、机床制造厂、汽车制造厂、化学工厂和冶金工厂，创立本国的发动机和电站设备的生产，增加金属和煤炭的开采量，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苏联胜利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新的国防工业，即修建新的大炮制造厂、炮弹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坦克制造厂和机关枪制造厂，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保卫苏联所必需的。必须建立拖拉机制造厂和现代化农业机器制造厂，将它们的产品供给农业，使千百万小的个体农户有可能过渡到集体农庄的大生产，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在农村胜利所必需的。这一切都是工业化政策所应做到的，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质就在于此。
——摘编自《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材料二：1928年，苏联的工程师仅约占工人总数的0.25%，且大都不掌握先进技术。苏联首先增加工厂艺徒学校，大力发展各种职业讲习所，以培养熟练工人和初等技术人才；其次，以工厂生存需求为指向对高等和中等技术学校加以改革，培养技术干部和领导干部。对老技术人员联共(布)采取了“粉碎积极暗害分子，分化中立分子，吸引忠顺分子”的政策，逐步把大部分旧技术人员团结争取过来……至1928年年底，苏联同欧美大公司签订了40 多项技术合同；部分欧美的先进工人也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到苏联帮助其工业化建设；苏联也选派一部分青年专家出国学习。
——摘编自梅春才《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苏联国家工业化政策实施面临的问题及其应对举措。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经验。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唐德宗时期实施两税法，税收以钱计征，市场上的货币不足，从而出现“钱荒”问题。在钱重物轻的形势下，农民只能贱卖绢帛以换钱交税。唐宋时期海上贸易繁荣，国内铜钱大量“泄之四夷”。由于各种原因，铜钱的实际购买力长期低于其实际价值，民间往往将铜钱融铸成器皿，或是直接储藏起来。铜矿的贫乏使得铸币的原料长期短缺，政府铸钱成本则长期居高不下，唐代时铸钱1000文需1200文的成本，至南宋初年进一步增至2400文。尽管宋代铸币量达唐代的几十倍，但东南地区的“钱荒”问题仍十分严重。’
——摘编自葛金芳等《宋代“钱荒’’成因再探》
材料二 针对钱荒的现象，唐代政府除努力增加铸币量外，还实行铜禁和钱禁，“除铜镜外，一切不得买卖私造（铜器）”，不得销融钱币，“所有私贮现钱，并不得过五千贯”。同时，唐代政府又“禁钱不得过岭南”。此外，唐政府还努力维持钱帛并用的复本位货币制度，鼓励用帛支付。到了宋代，政府又发行交子、会子以缓解钱荒问题。但直到明代白银货币化之前，钱荒问题一直存在。
——摘编自徐恒泰<唐代钱荒刍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钱荒出现的原因并分析其危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归纳唐宋政府应对钱荒的措施。
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