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动摇教会在英国的统治 | B．促进了人文主义的传播 |
| C．推动资产阶级革命发展 | D．有利于民族国家的形成 |
材料一 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中这样描述唐朝：国家的统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两座宏伟京城的修建和国内国际贸易的扩大，均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唐朝长安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居民百万，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地的商贾、留学生和朝拜者。唐都长安平面图如下
唐朝长安城平面图
材料二 唐朝以长安为西京，洛阳为东京，到北宋时则以洛阳为西京，以都城汴梁（今开封）为东京。《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商业“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南宋人《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东京人口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北宋都城东京平面示意图
(1)根据材料一、二两幅平面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朝长安与北宋东京各自有哪些显著特点。
(2)结合所学，分析唐宋城市特点发生变化的原因？并分析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趋势。
| A．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B．经济全球化面临着重大挑战 |
| C．当今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已发生重大变化 | D．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建立 |
| A．迎合了工业革命的需要 | B．推动了教育公平的实现 |
| C．密切科学与生产的联系 | D．促进德国完成政治统一 |
材料 在“自强新政”兴起时，正值咸丰时期，中经同治、光绪两朝（19世纪60——90年代）。这个王朝是半殖民地状态下的封建王朝，丝毫没有资产阶级的气息，而且中央政府未曾提倡、主导“自强新政”，提倡新政的是几个大臣。最高当局驾驭在洋务派和反对洋务派的顽固派之间，掌握官场动向。企业都掌握在官僚手里，对民间办企业不是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全力支持和倡导，而是加以限制、阻挠。那时采取的“官督商办”的企业形式，是有别于东西各国的形式，充分体现了“官”在企业中的辖制作用。民间企业在官僚和帝国主义压制下的成长，是极其艰难的。
——摘编自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1)指出材料中“自强新政”所对应的史实，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实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间企业”成长艰难的原因。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升华。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秦汉时期“华夷一统”局面形成的因素。(2)根据材料二，概括辽宋夏金时期民族关系特点，并指出这一时期“华夏认同”的发展状况。
(3)综上，谈谈你对“华夏认同”演进与升华的认识。
| A．无为而治思想 | B．丝绸之路路线 |
| C．郡国并行制度 | D．盐铁官营政策 |
| A．在军备上具有优势地位 | B．国内阶级矛盾得到化解 |
| C．团结抗敌成为全国共识 | D．民主精神在战争中发扬 |
材料一
材料二 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汉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比如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渐渐使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一一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自拟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论证。(要求:论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材料一 20世纪初，不受中国政府管控的西方教会学校已遍布全国，学生被强制要求学神学、做礼拜，禁读进步书刊。1917年，蔡元培发表文章，强调教育应“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引发极大反响。1924年起，广东大量教会学校的学生开始通过罢课、离校等方式进行反抗，坚决反抗列强的文化控制，并自发建立“回收教育权运动委员会”，主张外国人在华所办学校必须经中国政府注册核准。1926至1927年初，湖南、湖北多地举行了“反文化侵略”“反基督教”群众性大会，运动很快风靡全国。
——据黄启兵《中国近代教育主权问题的流变》等
材料二 1951年1月，教育部要求各地深入开展反帝教育，同时允许不反动的传教士留在中国，并协同各地拟定全面接收外国学校的方案。到1951年底，全国所有教会大学都已由政府接办，其中大部分改为公立，部分改为政府补助、人民办理的私立学校，其行政、财政及财产所有权均由国人掌握。对于外侨子女学校，适当增添了中文、史地和政治常识等课程。之后，“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逐步成为国家明确规定的方针。
——据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等
材料三 加入WTO后，我国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维护教育主权作出明确要求，还陆续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等政策法规文件。面对多元的文化安全的微妙形势，党和政府立是国家发展战略，主动革新教育理念与合作方式，寻求教育领域的多边合作。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话语的中国特色日益鲜明，教育实践的中国经验日益成熟。
——据祁占勇、杜越、陈鹏《百年来国家教育安全的发展演变与基本特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初中国收回教育主权运动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20世纪二十年代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维护教育主权的不同之处，并说明其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中国维护教育主权和安全应坚持的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