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徽宗赵佶倡导“治病良法，仁政先务”，宋前期的中书门下和元丰改制后的三省六部作为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主要负责疫情的分析判断、政策制定、组织协调与文书下达，以及信息渠道的沟通与保障等。翰林医官院作为中央最高医疗兼行政管理机构，全面负责疫病流行期间派医、巡诊、赐药和救治病人等。尚书省和剂局负责制造各类药物。医学机构、临时医院和慈善机构，成为国家防疫取得成效的制度保障和关键所在。宋代地方政府有关医学的职能也有所扩大，防治疫病、推广医书、发展州县医学教育和打击巫术等成为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地方乡绅、医学家、僧人、道士和普通民众等社会民众力量，在宋代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作用，尤其在自然灾害和疫病流行最为严重的广大乡村地区，地方乡绅、民间医学家和宗教人士等建立的救助机构，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材料二   19世纪前期英国公共卫生状况恶化的一个原因就是沿袭中世纪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与工业社会的要求相脱节。在19世纪之前，英国的公共卫生管理一直处于地方层面，由地方当局进行管理，受自由放任思想的影响，国家和中央不插手地方事务。在1835年立法中，中央政府已经感觉到有必要对地方政府结构进行重组以使他们能够应付“低层政治’的挑战，他们希望完善“二元政体“结构，以处理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成堆难题。于是，通过公共卫生立法，英国在中央建立了专门的中央卫生机构。“到19世纪中期，“应该”这样试验性的规定渐渐出现在卫生立法中：1848年《公共卫生法案》的第10部分，在不卫生的地区赋予这个法案强制力，但是这个法案只包含权力，而不包含义务，在付诸实践时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然而，1866年《卫生法案》的第49部分‘卫生立法的语法需要强制性语气的功效。”

——张丽丽《19世纪英国公共卫生立法研究》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在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的双重背景下，一方面妇女所受到的思想约束相对较弱，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妇女必须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来，这使她们具有完整的社会性成人身份。由此带来的社会现实便是秦汉时期的妇女得以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当时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劳动中。所以秦汉时期的妇女不仅拥有较高程度的参政权、受教育权，在财产的继承和支配、婚姻的自主等其他方面也同样享有较多的权利，而这些正是她们和封建社会后期女性相比拥有较为优越地位的具体表现。

——摘编自岳岭《秦汉妇女权益和地位研究》

材料二   罗马实行的是嫁妆婚姻，它对于妇女而言不仅仅是获取陪嫁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嫁妆参与了社会财产的分配，嫁妆是古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一种形式。遗产继承制度给予了妇女更多的财产占有权和财产的处置权，它是罗马妇女参与社会财产分配的另一种形式。妇女在现实生活中冲破法律限制享有着更多的权利：有的妇女在家庭中占据主要地位，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承担者，有的妇女可以买卖土地，参与动产和不动产的经营。

——摘编自何越《古罗马妇女经济地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