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清时期甘薯在四川广泛种植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四川甘薯种植的特点,并指出建国后又有何发展。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甘薯在四川的种植为例,说明农作物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材料一 在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出于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性功能的考虑,对外封闭,对内开敞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中心。古埃及民居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上下埃及筑造材料有所差异,下埃及主要以木材为墙基,上埃及多用卵石为墙基。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材料二 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带有列柱围廊的中庭是民居的核心, 中庭左右是小房间和陈放家史、祖先塑像的凹室,与入口相对的是正屋。相较于古埃及,古罗马人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微弱,各项设计直接和居民的财富挂钩,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共同因素。
人口概况 | 资料来源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获鹿县官署对所属境内的在城及四关、四乡五路198村的男女老幼进行了一次详细的人口调查统计。其中,石家庄村共93户,男女老幼共532人,较全县的‘村均人口数’要少138.17人” | 《获鹿县志》 |
“1903年,京汉铁路振头(石家庄)车站建成时,只有十几名员工和路警。随着正太铁路的建成,到1907年,共有铁路员工约2500人”“到1937年事变前的调查,石家庄总人口为63156人” | 《铁路与近代石家庄社会变迁》 |
A.石家庄发展为全国铁路交通中心 | B.近代交通变革引发社会变迁 |
C.交通进步改变了居民的生活观念 | D.中国铁路事业从石家庄起步 |
A.丝织业发源于中原大地 | B.湖南较早采取家庭式劳作 |
C.汉代时创新了纺织工具 | D.北方丝织业长期领先南方 |
家庭年收入(美元) | 人数占比 | 财富占有 | 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 |
<2500 | 71% | 占社会财富不足8% | 90% |
>10万 | 0.08% | 占储蓄34% | 50% |
>50万 | / | / | 10% |
A.经济危机影响工人收入 | B.贫富悬殊影响社会消费 |
C.工人分享经济成果有限 | D.自由竞争促进财富增长 |
A.推动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 | B.提高新加坡在世界的美誉度 |
C.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 | D.吸引国外人才来新加坡工作 |
A.官方史书的记载最为完整可信 | B.历史叙述具有主观随意性 |
C.确认历史事实要综合多种叙述 | D.文学作品可证实史书真伪 |
A.饮食习惯的显著变化 | B.商业经营方式的革新 |
C.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 | D.殖民地种植园的发展 |
材料一 与基督教诋毁非洲历史、亵渎黑人尊严不同,伊斯兰教最大限度地维系了非洲习俗和制度完整性,其倡导止恶行善、施舍济贫、和平安宁及平等观念,为非洲人提供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使伊斯兰教在非洲得以迅速传播。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传统宗教三足鼎立的宗教格局。近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使得穆斯林人员深入到过去所不能到达的地方。随着贸易商路由纵贯撒哈拉沙漠改为沿着西非沿海,穆斯林人数开始增长。殖民者除了利用基督教徒作为殖民扩张的引导外,还启用大量的穆斯林教徒作为向导、代理人与办事员。
——摘编自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00—1935 年)》
材料二 在非洲,各个殖民宗主国及殖民地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不一,而且同一殖民地当局在不同时期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英国一直坚持与穆斯林合作的态度,法国起先打压伊斯兰教,而将基督教文明的“好处”带给他们的属民。但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展,打压方式已不能运用到整个法属区,法殖民当局倾向于采取拉拢、合作的态度。由于西方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和伊斯兰教本身的封闭状态,穆斯林集团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开展了针对西方殖民者的马赫迪起义和哈马利雅运动,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出现了改良主义运动,以抵御西方殖民对其信仰的挑战,但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微不足道。
——摘编自柴玲玲、周海金《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伊斯兰教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伊斯兰教在西方殖民前后得以在非洲传播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及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