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材料   学者在张居正研究中，尽管对其在神宗即位后的身份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称其为“政治家”，有的称其为“著名首辅”，有的称其为“改革家”，但在叙述其政绩时，大都不加辨析，以“改革”“改良”“中兴”等词来表述其行政特点……《中国人名大词典》认为张居正“在任时厉行革新。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清丈田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把各项税收合而为一。用潘季驯浚治黄、淮。执政十年，成效卓著”……美国学者阿瑟·沃尔德隆认为张居正“并没有推出什么富有想象力的新政”，其在世时，“他所支持的防御和对外政策得到了继续。但是，这些政策依赖于他的特殊权力的支持……他没有能够重新改组机构，而只是利用个人权力控制住了他们。”

——摘自田澍《正德、嘉靖之际的政局剧变与明朝改革的轨迹》

张謇（1853—1926）的主要事迹

——摘编自刘峰《从七幅对联品张謇的工商一体化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