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命子迁》中曾语重心长地执迁手而泣曰：“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撤除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国春秋”的藩篱，打通了历史脉络，创建了纪传体的史学范式。

—摘编自徐杰舜《从<春秋>到<史记>：中华民族历史链的视野》

材料二   就“正史”而论，有八部出在唐代，如《晋书》、《梁书》、《陈书》，占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若再加上五代及宋人编纂的《旧唐书》《旧五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则唐宋时期所修正史占二十四史的一半。……隋唐至宋编纂了各种大型类书和地志，包括《北堂书钞》《元和郡县志》以及南宋郑樵的《通志》等，将诸多传世文献和史料分类编排，给创作诗文和应对科考带来便利……唐代创立了一套体制性规定，从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到实录、国史等不同阶段当代史料整理和史书的编撰，都有规范的程序。史馆出现后并不禁止私家修史，《通典》《史通》等史学巨著，也都是私人著作。经世致用的中国史学发展到唐宋时代，尤其强调“会通”。所谓“会通”，需要史学知识的积累，也需要从历史走向当代、走向未来的宏大视野。《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张国刚《唐宋经世史学之新高度》

“女学宏开”

材料一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节录）（1897年）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岂不然哉！……区区一学，万不裨一；独掌湮河，吾亦知其难矣。然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力虽孤微，乌可以已？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濩，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遗制绵绵，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珍藏本》

材料二   下图为1907年北京《日新画报》登载《不开通》的图文

“甘石桥第一女学蒙养院，每日下学时候，街上人挤了个满儿，简直的过不去人。看学生虽是好事，可也别妨碍交通呵。可是该处守望的，也该竭力的劝劝才好。

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