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英国地理学家查德·哈克卢特1599年发布《航海全书》，内含对中国所属疆域、边防管理措施、税收制度、政治管理办法、农业状况等全方位的叙述。将我国对科举制度的重视和对孩子教育的培养理念引入英国，一时间引起了轰动。十七世纪，随着各国之间贸易的展开，我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珍贵物品，开始通过海运流入英国皇室，英国的建筑也开始仿照中国，自此刮起一阵“中国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哥尔斯密斯发表《世界公民》，表达了对中国完善法制和道德准则的欣赏。十九世纪，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归国后发布《英使见乾隆纪事》，形容中国为“傲慢野蛮、愚昧腐败”，严肃的批判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的形象在英国人眼中逐步跌落至未被驯服的"蛮族"。

——摘编自董全悦《试论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一   “以工代赈”简称“工赈”，是清代重要的、辅助性的赈济措施。清乾隆时期，“工赈工程之修举，先事豫筹，别其缓急轻重，遇灾则欲办工赈无难，次第举行”，“凡系官修者，俱照各省河工定例准给”。在工赈具体执行中，各地官府可因地制宜加以调整。为避免下层官吏在工赈中贪污腐败中饱私囊，朝廷明确规定基层工赈官员必须从有收之家，即生活尚能维持的人户中选择。

——摘编自周琼《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

材料二   1920年，面对西北五省的严重旱灾，北洋政府救灾不力，灾情十分紧急。9月25日，北五省灾区协济会上大总统书，提议仿照国外设立“通行税”，以此税为抵押，向欧美各国贷借外债，用以办理工赈工程款项。1921年，各地华洋救灾机构进行合作，促成了华洋义赈总会的成立。华洋义赈总会除了在国内外劝募赈款，还把“防灾寓以救灾”的理念贯穿在救灾活动中。华洋义赈会仅在陕西、甘肃两省就修建公路700多英里，还与西北军共同负责，用工赈方式修建了西兰公路。但是“工赈”的进行受制于资金、工程选取等因素，并非是可以完全取代急赈的全能救灾办法。

——摘编自杨延宇《救灾与防灾的中间手段：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赈》

材料三   1978年以来实施的工赈项目，仍包含救灾减灾的政策设计，但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扶贫措施。目的在于强化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并为贫困者创造就业和收入。“十三五”规划期间，中央和地方总投入以工代赈资金335亿元，用于农村中小型基础建设、林田草场建设等项目共计2.5万个。提供短期就近就业岗位110多万个。“十四五”期间，政府还将继续加大投资以工代赈项目，聚焦于巩固脱贫成果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衔接。

——摘编自朱玲《以工代赈思想与实践的演进》

材料一19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纷纷开始改革，系统的资本主义进程正式开启。在速一过程中，第二产业从业者占比越来越大。1875年，普鲁士“矿业、冶金业与盐业”部门便有105家企业为工人开设培训课程、教育课程及讲座。19世纪末，凯兴斯泰纳等认为“职业教育”应是面向全体公民义务实施的国民教育。至此，职业教育实践开始进入国家层面。《工商条例》《进修学校条例》等使工商职业教育逐渐成为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大多数城市也通过地方法规，从法律上规定进修学校的义务教育性质，按职业分类的进修学校开始在全德试行。

——摘编自李超《德国职业教育历史源起与勃兴——以19世纪为考察对象》

材料二   伴随着洋务运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拉开序幕。民国初年，职业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但1913—1917年却又停滞不前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职业教育又出现了短暂的发展。近代职业教育的倡导者认为职业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此，很多职业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应收寒素子弟求学，费用务使减轻”。为培养工商界的管理人才与中等技术人才，很多职业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实习，力求使学生掌握“纯熟之技能”，所学知识真正能“学以致用”。同时，职业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以使学生成为“立身社会”的“善良之公民”。

——摘编自徐东《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变革与发展》

材料一   19世纪80年代，德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制度。1935年，美国颁布《社会保障法》，标志着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最终确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率先构建了包括家庭津贴、养老、疾病、失业、伤残和死亡等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大大推动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此后，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都建成了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全民就业、社会保障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但是，过度的社会保障，加大了国家财政支出的负担，容易助长懒惰行为，使得整个社会缺乏工作动力，效率低下。

   ——摘编自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开始向近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赈济制度已经衰落，传统的家庭救济模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变化。中国近代社会立法工作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已经略见成效，例如1915年仿照欧美《济贫法》制定的《游民习艺所章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福利立法，则以1943年《社会救济法》为其典型，将社会上极度贫困的弱势群体与受灾民众作为优先照顾的对象。由于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社会福利立法产生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摘编自聂鑫《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等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政务院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劳动保险法规，至1957年，“初步建成了以国家责任为主体，覆盖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生活方方面面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后，以城乡统筹为特征的社会福利制度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社会福利制度从城乡分割到城乡全覆盖，努力实现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保障。

——摘编自胡晓义《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等

材料一   西周晚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承袭西周时“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法律传统。平王东迁后，井田制被破坏，礼制衰落，郡县制逐步取代分封制，政权下移。各诸侯国统治者为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晋国地处河汾之东，炎帝故里，周边尽是戎狄国家。晋国虽属于以礼乐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宗周文化系统，但晋文化多从实际出发，宗法制文化淡薄，呈现尚实性特征，礼崩乐坏容易发生。自春秋伊始，晋国不断废旧革新，当其他诸侯国处于“尊尊亲亲”方针时，晋国已经开始启用“尚贤尚功”的用人方针，导致大量贤能的贵族登上政治舞台。春秋中后期私学大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晋国本来就是夏、商、西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成文法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晋平公在位时（公元前557～前531年），范宣子任晋国执政，制定刑书，并未公布。公元前513年，这部法被赵鞅、自寅铸于铁鼎，公之于众，标志着晋国开始正式公布成文法。

——据曾宪义《中国法制史》《论晋国的文化精神》整理

材料二   罗马法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直到公元前3世纪，罗马法律在实质上是只适用于罗马公民的公民法，即“为本国公民而颁发的法律”，具有狭隘性。当国家扩展到一定的地步，外来人口增多，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旧有的法律便不再适合管理国家，于是适用于罗马境内各个民族以及外籍人的万民法产生，弥补了公民法的不足。战争、对外扩张为万民法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同样地，万民法也为罗马在军事上不断向外扩张版图而衍生出的扩大的地理空间的统治提供了保障。随着帝国境内各方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各方开始学习对方的贸易制度和规则，使得罗马法包含的人人平等的法律精神和理性原则被逐渐推广开来。而这样的转变带来的不只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对于法律体系本身的完善也有着积极作用。单单从法学的角度来说，万民法中所确定的一些概念和术语已经达到了十分严谨的程度，被后世立法所广泛采用。

——摘编自许小亮《“市民法—万民法”的演进逻辑》

材料一   英国工业化进程中，执政党扬社了成本校大、经济刊益较少的农业郎门，把农业的赌注押在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上，导致了本国农业的逐渐落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国民收入的25%：到1867年，2%的最富有者所聚敛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40%。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一座座以煤作为燃钟的大工厂连续不断排放出的各种有害物质直接或问接地伤害着经常呼吸被污染空气的人们的健康。9世纪后期，英国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流行。

——摘编自刘俊俊《英国工业化的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材料二   美国建国后便产生了“农业立国”和“工业立国”之争。其中，汉密尔顿的“工业立国”强调：用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入，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免税进口必须的原料等。通过1门90年专利法，明确规定“保证发明家对于其发明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利权，以奖励种学的进步。”积极修建公路，开凿运河，加快商品的运输速度。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状植、帮助民族弱势工业的发展壮大。“工业立国”战略犹如指路明灯，引导着美国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兵《略论美国“工业立国”赶超战略》

材料三   新中国初期的一五计划从国情出发，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譬如，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条件下，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改善民生。“一五”时期，在解决资全问题上，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摘编自董志凯《“一五”计划与156项建设投资》

材料一   清初继承明朝制度，邮驿组织是政府专用的通信机构，只传官书不传民信。普通民众传书递信的需求，只能通过民间的同乡、信客、会馆等方式来满足，这些方式无系统之带寄时间与组织，难以形成持续安全的递信体系。目前所知最早的负责民间书信传递的专门组织系嘉、道年间在东南沿海首先开设的民信局，后逐渐向内陆扩展。道光二年（1822年）汉口胡万昌民信局在重庆开设分局，此后重庆的民信局迅速发展，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66年创办于綦江东溪镇的“麻乡约民信局”。此时大部分信局仍以带运货物与汇兑银钱为主，同时在运送过程中带运信件，实现其寄书通邮之功能。各信局均有自身服务之区域，逾出此区者，则与其他信局交换递送，以确保其作为商业组织的最大利润。

——摘编自刘广生《中国古代邮驿史》等

材料二   晚清至民国邮政大事记（节选）

——摘编自姜希河《中国邮政简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