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口号，并明确提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要从自身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重新塑造自己的结构与形式，达到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界融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靠传单布告、戏剧电影学校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形式、要组织补习学校、识字运动、体育运动、创办地方性通俗报纸来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觉悟，强调文化必须为工农群众服务。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路径的论述，既有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探索与深刻思考，也有与近代以来中国各种文化思潮、文化运动，以及国共双方在对抗中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等历史背景相关联的内容。

——摘编自李清扬、欧阳光明《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路径》

材料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在党的号召下，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形成了抗战时期特有的延安知识分子群体。1938年5月，中共中央设立了马列学院翻译部，负责马列主义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翻译出版的马恩等人的著作共192种。同时，延安知识分子还利用报刊、出版社，发表或出版翻译马列主义文章，举行纪念经典作家的活动，创办中央党校等文化教育机构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抗战时期，广大知识分子还通过秧歌剧、皮黄、诗歌、文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艺术形式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摘编自王海军《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基本路径探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

材料一   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颇为暧昧迂回。1912年“双十节”，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政权。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

——摘编自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材料二   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1941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的《中央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称：“今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的三十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应当举行热烈的庆祝与纪念。各地共产党员应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使每个中华民族的男女一致明白十月十日这一天……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有着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天。”

——摘编自金冲及《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