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摘编自《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的探讨》
材料二 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摘编自《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世纪欧洲和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内涵。并指出导致内涵不同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1950年9月25日，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评选出劳动模范共计464人，其中工业模范208人，农业模范198人，部队模范58人。劳模代表人物主要有太行山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带头人李顺达，大同煤矿工人马六孩等。1956年4月30日，全国先进生产者会议在北京召开，评选出的先进生产者代表共计4703人，机械制造、建筑、铁路、纺织等行业劳模所占比例较高。先进生产者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泰、林巧稚、华罗庚、钱学森等。会议以全体代表名义给全国职工写了一封信——《把祖国建设成为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号召全国职工“要把建设社会主义当作自己的切身事业”“要和其他阶层的人民团结合作，艰苦奋斗”。
——摘编自姚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劳模表彰及其社会效应》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56年全国劳动模范表彰活动的特点，并分析原因。
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中日贸易开始出现。这一时期日方来华朝贡，中方回礼馈赠。民间贸易是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派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当时官方贸易据主导，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交恶，官方贸易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时绘、扇子、刀剑等也深受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弭倭寇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中日官方贸易终于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日贸易的意义。
材料一 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将“农工商”从业者与“士”并称。同时置官设吏，加强对工商业的管理，薄税敛，通有无，重奖专业人员，力戒奢侈淫巧。他采用“官山海”政策，即“请君伐菹薪（枯柴），使国人者水为盐，征而积之”。在铁器生产上采用“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同时通过会盟与诸侯各国达成关税协议：“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各国商人纷纷到齐国经商，以至“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
——摘编自夏梦《管仲富民强国的经济措施浅议》
材料二 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察，逐级考核官员。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及六部稽查巡抚、巡按，抚、按考察地方官员。在军事上，张居正竭力整饬边防，派戚继光在蓟镇整顿防务，修筑边墙，派名将李成梁防守辽东。为解决财政危机，他裁减冗官冗费，租极清理历年拖欠的税赋。重新清丈全国土地，还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到张居正死时，户部仓储银超过600万两，京师储粮达700万石，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同时，“海内肃清”，边疆稳定。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之前受张居正打击的官僚纷纷上疏，攻击张居正。万历十二年，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家。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也多被中止。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管仲工商业改革的主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张居正改革的特点。
材料 在中国历史上，禁酒和发明酒一样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大禹王时期就曾因人们嗜酒而下令禁酒，周公时为防人们因嗜酒而“伤德败性”特作酒诰以禁酒。但酒已成为人们宴客娱乐的必需品，故禁而不止。汉朝初年，国家开始推行垄断酒类买卖的榷酒制度，同时因酒耗民食，政府也往往在荒年之时或灾荒地区推行禁酒政策，后世多效行之。清代乾隆年间实行大规模、持续性酒禁，酒禁推行过程中争议不断，推行成效也未达预期。
乾隆二年（1739年）五月，针对生齿日繁民食日艰的严重局面，乾隆专门谕令直隶等江北五省“烧锅（开设作坊造酒）之事当永行禁止”，违禁私造之人及贿纵官员“从重治罪”，对失察地方官“严加处分”。然而此议一出，立即遭到刑部尚书孙嘉沧的上疏反对。孙嘉沧认为“烧酒之禁”不仅会造成老百姓转向耗费细粮的黄酒造卖，使得酿造烧酒的高粱等粗粮闲置而酿造黄酒的细粮吃紧，影响民生，还会导致官吏索贿枉法而加重百姓负担。孙嘉沧主张烧酒之禁“宜于数岁而不宜于丰岁”“禁于成灾之地而各地不必通行”。五省督抚意见虽有分歧，但基本上都反对“一概禁绝”，主张严禁大规模作曲贩卖，杜绝大规模造酒。
（在“严禁”和“宽禁”的争议中），在皇帝的反复谕令和不断督察下，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实施了“宽禁”，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犯禁处罚条规，然而禁酒的效果却并不理想。除少数地区执行比较严格外，大部分地区则是时紧时松，阳奉阴违。“因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五省之民，执此业者不可胜计”“虽经严禁，终莫能断绝也”。乾隆十六年（1751年），严禁政策有所松弛。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部分地区恢复了烧锅税。
——综合摘编自陆连营《浅议清代乾隆年间的禁酒政策》和牛贯杰、王江《论清代烧锅政策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王朝颁布禁酒令的诸多考量因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时期禁酒成效未达预期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社会有许多救助、济贫的思想，以国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最为有名。《礼记》曰：“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先秦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助的始源，奠定了中华民族救济的实践基础，如齐桓公时期采用的“赈孤寡，收贫病”。汉朝为穷人设立了专门的收容机关。唐宋时期，出现专门救助贫穷老人、病人、残疾人及孤儿机构。元明清时期对“老弱群体”实施救济的措施得以完备，出现了“问责”条文，民间救助得以发展。元明两代以养济院为主，另外还设安乐堂、栖流所、惠民药局等救助机构。
——摘编自诸葛至辉等《浅议我国古代的社会救助制度》
材料二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了7亿多，贫困发生率下降为5.7%，实现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快速度的大规模减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截至2015年年底，减少到了5575万人。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贫困标准逐年提高，贫困地区内部差距扩大，“绝对贫困”问题减少了，“相对贫困”问题却日益显著。在新常态下，传统的工作手段和方法已不适应中国新时期的扶贫要求，要打破禁锢思维，寻找新的突破口，就需要建立新的扶贫工作体系，而精准的贫困人口“进入-退出”制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济贫实践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期我国农村扶贫工作取得成就的原因。
材料一 18世纪末法国工业革命蓬勃开展，但经济发展受到原有的封建制度极大的阻碍。全国法律体系极不统一，这引起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废除封建法律制度并建立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型法律制度。1804年拿破仑政府颁布《法国民法典》，法典明确表述了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法原则，这与自由竞争的经济条件相适应。同时，法典保持了革命的精神但又放弃了革命时期采取的激进措施，甚至回到传统原则。在法典中，没有总则和过多的抽象概念，实际规范简洁明确。法国民法典是资本主义社会第一部民法典，它开了近代民事法律法典化的先河，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法也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何方宁《浅议<法国民法典>的立法特点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意义》等
材料二 我国民法典在充分借鉴比较法的经验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在体系构建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创新。我国民法典没有采纳大陆法系国家经典的“三编制”或“五编制”的体系，而采取七编制，即由总则、人格权、合同、物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七编组成。增设了人格权编与侵权责任编，以民事权利为红线构建民法典体系。这些都是中国民法典的重要特色，也是对世界民法典编纂的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利明体系创新·中国民法典的特色与贡献》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民法典的颁布背景及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民法典编籑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你从法国和中国法制建设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桑弘羊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管仲等人的经济思想，主张加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控制，设计了“均输”和“平准”政策，并对盐、铁等生活必需品及稀缺资源实行国家垄断经营（其中对盐业垄断流通环节，对冶铁业则既垄断生产又垄断流通）。桑弘羊认为重农是对的，但不经营商业是不能富国的，商人之所以富贵是因为“或累万金”，因此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的辩护人。他主张山泽资源归国家所有，不宜私营，而国家可以将这笔收入用于“助贡献、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厨田”，既发展农业生产，又不至于加重农民负担。但是他的重商理论的目的是通过统一和加强中央财政，巩固封建政权，而不是直接为商人阶级利益服务，这与当今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主张限制商业资本，认为实行盐、铁专卖也是为了“建本（农）抑末（商）”。这些政策有效地增加了西汉王朝的财政资金积累。
材料二 司马迁认为人类有两种本能：一种是求利致富，另一种是享乐。第一种本能是一切为了财富，第二种本能是要牺牲财富换取一切。司马迁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应当顺应自然，使人类能够发挥上述两种本能，这样社会才能富裕安定。司马迁认为政府经济政策的上策是顺其自然，对经济活动不加干涉，其次是因势利导，再次是用教育的方法说服人民，最后才是用刑罚的方法说服人民；下策是与民争利。根据儒家的思想传统，中国千百年来对“富裕”采取否定的态度，耻谈富裕，耻谈经济；但司马迁对这一问题持反对态度，他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一个衣食充足的社会，公众讲求礼节，热心公益；一个贫穷的社会，人民缺乏礼让，铤而走险，社会不安。
——材料二、二均摘编自袁贞《西汉时期桑弘羊与司马迁经济思想之浅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桑弘羊的经济主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相较于桑弘羊，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有何不同之处，并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做简要评价。
材料一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并不走严肃呆板的崇拜符号，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结婚生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会高兴，会悲伤，会自私，会嫉妒，他们也有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简而言之，他们是被希腊人神化后的凡人。所以美神阿芙罗蒂德虽残缺了双臂(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仍然以神的姿态感染和震撼了无数的人。神性与人性赋予了石块以蒸腾不止的生气。她使人们了解到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摘编自齐宇飞《从古希腊雕塑艺术看希腊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十八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猛烈的政治革命的性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内涵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一说明西方人文精神产生与发展的共同点。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