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全国的档案文书正本都要集中到中央，供皇帝查阅。随着档案文书的增多和细分，汉代统治者建立了更多的中央档案保藏处所来收集和保藏天下档案，著名的有石渠阁等，东汉有石室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各类档案主要集中保藏于三省，另外还有一些专门档案馆库，如唐代的甲库等。宋代设置架阁库等收藏各类档案文书，将县以上的国家机关的重要文件集中在中央档案库。明清两代的档案更为集中。如明代的黄册档案，由县具体负责编制，县以下的坊、厢、里等基层组织将甲首所造文册“攒造一处，送赴本县”，各县经州府将黄册档案上报中央，集中收藏于后湖黄册库。

——摘编自杜道运《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思想研究》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的图书馆系统可分为四大类型，即官府图书馆（以皇家图书馆为主体）、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四大类型图书馆在功能表现上的一个共同点是：治书以供治学。以皇家图书馆为主体的官府图书馆，其主要职能虽为“藏秘书，处贤才”，但其日常业务工作仍然是治书，且治书的目的仍然首先表现为供学者治学之用。在中国古代，许多私家图书馆的藏书之富、校勘之精、保护之良、编目之优不亚于官府图书馆，即私家图书馆的治书水平很高。与官府图书馆不同，私家图书馆是满足社会底层读书人治学需要的文献保障力量之一。

——摘编自蒋永福、张世颖《治书以供治学：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

材料一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主要包括高等专科学校与职业学院两种类型的院校。1919年后德国颁布一系列诸如《职业教育法》、《联邦德国职业学校总协定》的法律法规，立法体系完备详细。“双元制”为学生提供很多进入企业实践的机会，在生产实践的一线平台学习，既能及时消化课堂知识，又能快速发现和掌握新的学问。2003年，德国的职业教育经费中企业投入103亿欧元，国家投入56亿欧元，企业占72%。

——摘编自吴建国《中外高等职业教育法治化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还没有系统化，没有广覆盖，配套性地方法律法规少。虽然国家明确规定“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是低于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以学科本位或者知识本位为主，知识与现实工作联系不紧密。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经费占全国教育总经费投入的比例，几乎都在11%~13%之间徘徊，远低于国际上25%的比例标准。当前我国财政性经费依然是职业教育经费的最主要来源.

——摘编自孙希《中外高校职业教育的特点及对比分析》等

材料   19世纪中后期英国政治腐败泛滥，具体表现为选举舞弊、荣誉贩卖、地方市政丑闻等，给社会带来严重危害。英国制定了一系列反腐措施，如出台了《秘密投票法》《取缔选举舞弊和非法行为令》《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等法律；进行文官制度改革，改变了有权者利用职权、滥用官员牟取私利的局面，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等；加强监督机制，建立充斥于议会、行政、司法及政府内部的反腐机构，主要有审计机构、行政裁判所、反贪污贿赂局与资产追缴局、媒体投诉委员会等。不过，英国在反腐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如与议会职责相关时议员往往能豁免于责任；监督机构及工作人员的工作在具体实践中也会由于种种因素无法完全落实；英国的不成文法、普通法以及实用主义传统决定了其反腐调查和机构设立多为“事后型”等。尽管如此，英国在反腐问题上仍取得了一定成效。

——摘编自杨晓燕《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政治腐败问题及治理》

材料一   唐代对于儒学尊崇更甚。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武德七年“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左仆射房玄龄等建言，“伏请停祭周公，升夫子为先圣”，诏从之。贞观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唐代以科举取士，明经、进士二科尤重，这推动了五经标准读本的编撰。五经皆系孔子整理编定，由此孔子作为“先师”的正统地位也得到加强。乾封元年(666年)，高宗“幸孔子庙，追赠太师，增修祠宇，以少牢致祭”，又废周公庙。武周时期，出于政治需要，复推崇周公。在玄宗朝，为了消除武周影响，不祀周公，并把对孔子的尊崇推向顶峰。

——摘编自焦天然《汉唐间孔子与周公地位之嬗变》

材料二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诏天下通祀孔子”；并令礼部尚书与儒臣“定释莫礼仪，颁之天下学校，令以每岁春秋仲月通祀孔子”，又“颁释莫先师孔子仪注于天下府、州、县学”。从此确立了政府在全国各级学校同一日内用同一套礼仪祭祀孔子的制度。洪武十七年又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释菜礼于国子监，府、州、县长官以下则诣学校行香。全国性的整套祭祀礼仪，到了洪武十七年六月命礼部制大成乐器颁天下儒学时，也开始趋于完备。

——摘编自朱鸿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

材料一   宋代，我国社会救济和保障的框架已基本确立，救济和帮扶形成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措施。宋仁宗时期，朝廷应对灾荒救济以赈恤、安抚、蠲免为主。派遣官员救灾已成常态。京师东部与淮南发生水灾后，“遣使安抚”，大臣带着赈灾物资前去赈灾，对生者以救济，对死者以埋葬。对救灾不利的官员进行惩戒。仁宗还广设广惠仓、常平仓。灾后诏令受灾百姓“所贷常平仓米免偿”。同时还开展以宗族组织为基础的义庄，在救济同族的基础上肩负着赡族及维护宗族稳定的责任。同时宋朝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强化对弱势群体的抚恤。设置福利院和居养院收容鳏寡孤独及残丐。所需资金以政府没收户绝者（死后无继承人）的财产为主要来源。当经费不足时，政府以常平息钱作补充。

——摘编自黄登辉《大文化视角下的宋朝社会保障研究——以宋仁宗时期为重点探讨》

材料二   1601年《济贫法》的颁布标志着英国政府制度化地干预国民贫困的开始。但随后漫长的3个世纪，英国福利制度徘徊不前，甚至有所倒退。工业革命的完成为英国带来经济繁荣，但财富的增加并未“涓滴”到贫民身上，贫困以及由此引发的健康恶化、社会冲突加剧。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这一主张认为国家应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实现个人自由提供经济保障。在20世纪初至二战期间，英国福利制度取得较大发展，先后颁布了《养老金法》、《国民保险法》、《失业法案》、《公共卫生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福利框架。1945年与工人阶级联系密切的工党上台，先后颁布了“家庭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工业伤害法”“国民卫生服务法”“国民救济法”，标志着福利国家的诞生。此后20年，福利国家快速发展，但也潜伏着危机，主要表现在：福利支出膨胀造成财政困难；普遍福利导致国民对国家的依赖；管理机构臃肿，管理效率低下、实施成本过高，实施效果也不佳；英国的贫困问题没有随经济发展、福利提高而减少。

——摘编自文太林《向左走、向右走，英国福利制度百年之变》

材料   20世纪初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主要包括巴士拉、巴格达、摩苏尔三个省份，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早期征服了该地区，英国自17世纪以来与该地区开始有了密切的经济往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该地区采取了军事行动，迅速占领了巴士拉省，但在继续推进的过程中遭遇了重大损失。在进行了长时间的建设与调整后，英军继续推进，最终占领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1917年至1918年，英国从周边小城镇大肆征粮以及征用大量的当地劳动力，这些都引起了当地人对英国的不满。英国的管理政策使当地社会的不满逐渐堆积，反英情绪日渐增长。1920年6月，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担心英国的长期统治阻碍了他们的个人福祉和民族自治的梦想，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最终被英国军队镇压，但对英国来说，起义使其遭受了450多人和4000万英镑的损失，英国政府急需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继续控制美索不达米亚。

——摘编自李其聪《“一战”中美索不达米亚战役始末》

材料一   在英国的圈地运动期间，几乎所有农业技术的进步都是在已圈占的或正在圈占的土地上取得的，土地圈占是资本主义方式的土地改革。耕地在圈占后单位面积产量增长很快。据估计，在1750-1800年之间农业单产提高了1/3。由于农业改良，1760-1815年英国农业产量增长50%。在耕作中开始使用人造肥料和播种机，大规模地实施土壤改良、土地轮种、农田基本建设、农具改良等措施。所有这些农业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也即形成了所谓的农业革命。农业发展不仅使英国首次摆脱了周期性饥荒对经济发展的困扰，为人口的持续增长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供给，而且促进了英国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摘编自张彦虎靳乐山《从英国圈地运动看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摸农业技术的底。搞农业不学技术不行了。”1959年，毛泽东在一篇《党内通信》中写道：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对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作出了更加清晰的表述：“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1958年12月，毛泽东根据群众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研究成果，总结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八字宪法”，即以深耕为中心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解决了长期以来在农业增产的技术手段上的偏颇。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国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校并开设了实用型农技课程，加上农村工业提供的实用技能培训以及各级农业技术推广站面向乡村的科技知识推广等。

——摘编自石培玲周雨琳《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