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特点，第一个方面是上层的统治——国家治理，主要是通过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大传统、教化人民和通过建设全国性的巨大工程，来为政治统治与社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二个方面是基层的统治——社会治理，主要就是通过国家大传统与民间小传统的互动，形成强有力的民间法比如乡约、族规等制度，乡钟、地主等精英，宗族、乡里等组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中央王朝力图将权カ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的乡村地方。从直接统治的乡亭里制到间接控制的保甲制的演变，只是为了适应乡村社会组织的变化，更为有效地统治乡村。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始终是影响国家与乡村权力体系的重要因素。

——摘编自黄杰《比较历史视野下的大国治理问题研究以藕合治理机构与治理绩效的关系为线索》

材料二   罗马帝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体制与军事主义结合的一个体系”。罗马国的统治者将罗马公民权授予行省居民、推广城市化运动，发展城市体制，依靠行省奴隶主阶级组成的自治政府实行地方自治，建立起一套中央政府——行省机构——地方白治城市三位一体的行政管理机构，这对于帝国中央集权的政府加强对地方治理体系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这就意味着罗马帝国的双重治理体并不存在，如中华帝国那样长期的、可调适的相互渗透、嵌入和依赖等良性互动关系。

——摘编自梁作槲《罗马帝国与汉晋帝国衰亡史》

材料

——据[英]阿诺德·T·威尔逊《苏伊士运河史》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律最早成文于春秋时期，确立于秦，成熟于隋唐，形成了中华法系。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时人称之为“《大明律例》，一部礼经。礼法立教，出礼入刑。人知守礼，自不非为。非为不作，刑法何拘？”清朝法律延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从《法经》到《大清律例》，中国封建法典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立法权，皇帝的诏书往往成为法律。中国古代法律，强调遵行礼教，强调纲纪伦常，礼的许多内容被直接写进法律。                                 

——叶孝信《中国法制史》

材料三：由于礼的侵入,法律思想的德化,法律制度的儒化,使道德高于一切,法律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在人们的意识中道德的标准高于一切,道德意识较强,法律意识是服从于道德意识的。另外,由于德礼为先,属主导,将法的作用限制到一个极小的范围即罚以内,人们对于法的认识仅在于是镇压、惩罚,这样一来,人们避犹不及,更谈不上运用和掌握。

——郑永流 萧伯符《再议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材料四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   历史线索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考察历史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贯穿于阐述历史的首尾。历史线索不是外注的，是历史自身所固有，是主体对客体的反复认识和探索的结果。客体的历史千姿百态，近代的历史更是森罗万象，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即使共同以唯物史观做指导，取径和结论也不会都一样，因此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演绎成呆板的公式，运用其原理，可以这样体现，也可以那样表述，是多样的不是唯一的。矛盾、错综的社会历史，要有不矛盾的思维和线索才有可能理顺。

——陈旭麗《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

材料一   清代既继承了历代王朝的治边思想，又有创新和发展。随着沙俄等对中国边疆的觊觎，清统治者极其重视对边疆民族的治理，逐步形成以“因俗而治”为核心的边疆民族统治政策。如在蒙古族地区设立盟、旗两级单位进行统治，在东北、北部和西部边疆，分设若干将军辖区和办事大臣辖区，在中央专设理藩院掌管蒙古族、藏族等民族事务。

——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三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其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二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