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农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北方旱作农业精耕细作的经验，是代表当时中国和世界最高水平的农学经典，宋代的《陈旉农书》第一次总结了南方农业技术的成就。元代的《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囊括了南北方农业科学技术的精华，明代的《农政全书》首次增加屯垦、水利、荒政等内容，并收录了西方水利著作，是传统农学中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集大成之作。近代西方农业科学传入之前，中国农书估计达千种之多，内容涵盖了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

——摘编自卢嘉锡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二   1900—1903年，罗振玉编纂刊印了《农学丛书》。该丛书汇集了中国古代农书和部分国外农书，反映了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趋向。1924年，万国鼎等人编著的《中国农书目录汇编》是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农书进行系统分类编目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业部于1955年提出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决定在南京农学院设立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该研究室成立后，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农学遗产选集》《氾胜之书辑释》《陈男农书校注》等书，得到了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高度评价：后来、研究室又以古代农书为主要资料，编写了中国首部综合性农业科技史著作—《中国农学史》。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轰动，被誉为农史学科领域的里程碑。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

材料一 北宋前期实行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原则上一切财赋都属于中央。但实际上国家财赋分为以两税收入为主的直属中央的“上供”部分，和以盐茶专卖、酒利、商税等经费为主的拨留于地方的“留州”部分，自北宋中期起，由于中央征调频度的持续增长与地方开支的扩大，加之中央收缴原属州县的大部分盐茶之利，地方财政入不敷出，至南宋更趋困窘。为解决财政困难，地方州县巧立名目，新增税费，赋敛于民。对于这种制度之外的税费征收，朝廷只得默许。

——摘编自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材料二 明代至清代前期，中央和地方以“起运”“存留”的方式，将征收的钱粮按比例划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为解决军费紧缺的问题，清廷认可地方督抚抽取厘金等“就地筹款”的措施。至此，财权下移。其后，“无论田赋、盐茶，一切征榷悉归地方督抚”。1906年清廷改户部为度支部，旨在“综理全国财政”。1909年初，清廷颁布《清理财政章程》，在度支部设立清理财政处，在各省设立清理财政局以统一财权，并划分国家税与地方税。

——摘编自陈锋《清代中央财致与地方财政的调整》

材料一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中，高度重视史料的征集和整理。经中共中央批准，1980年5月成立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编制党史资料   目录、组织撰写回忆录和交流党史资料   等工作。随后，各地成立了地方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领导当地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此后，中央党史研究机构有所变化，党史资料   征集和整理工作一直是其重要职能之一。

——摘编自《中共档案文献征集》等

材料二   中央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成立后，会同有关各方征集、整理和出版了大量党史资料，如《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   丛书》，反映了党的发展历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中共一大”“秋收起义”“淮海战役”等。各地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也积极展开工作。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在天津早期传播》《战斗在天津的共产党人》等。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等

材料三   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严肃的、重要的工作。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说：“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党史资料   的征集和整理，为梳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提供了有力支撑和重要依据，有利于党史的宣传、学习和教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充分吸收和利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党史资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

——摘自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等

材料一 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示出威力。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选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八七会议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据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存取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发展中国！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