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天下一统成为各国诸侯共同追求的目标，便逐渐形成以华夏为主干、连接蛮夷戎狄为一体的天下一统的国家观。《荀子·正论》将其归纳为“五服之制”，即对四夷实行羁縻政策，只要求他们承认天子的统治地位，定期向天子贡献方物，以此把四夷囊括在华夏的一统天下之中。其中虽然有严辨夷夏的思想成份，但人们已把蛮夷戎狄看作统一天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之前代，这种变排斥为相融的民族意识已经具有很大的进步，它对于中国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章义和《从华夷观念的演变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化》

材料二   唐王朝处理州郡之外的附属国家、人群和地区的边疆控御模式，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历史上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这样一种国家建构模式的边疆治理政策。粗略地说，它就是以册封和朝贡为主要制度的羁縻体系。这一套控御边疆的制度体系为后来的王朝所继承并加以发展。处于羁縻或册封地位的依附者，经历从宋元土官和明清土流并置、改土归流等步骤而被逐渐内地化，被纳入府县管治体系。

——摘编自姚大力《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材料一   1965年的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推动了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向科学研究的方向发展。会议要求大力发展样板田，把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交给农业科学研究部门。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不但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还可以消除农民心中科学的神秘感，“破除资产阶级和少数人对知识的垄断”“摆脱指挥生产的盲目性和摆脱催收催种的被动状态”。群众性科学实验的推广成为农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1965年，全国农技推广站职工达76560人，70%的农技人员都深入基层大办样板田。1966年，农业科学部门参与的样板田近1000个，在样板田长期蹲点的农业科学研究人员约占全国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摘编自刘洋、周嘉惠《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研究》

材料二   自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于2012年全面启动以来，广东省政府采取落实建设资金，规范项目管理，奖惩并举等措施，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十二五”期间，国家下达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1510万亩，占全省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39.36%。实际立项1727.68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的14.4%……从成效上看，开展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对于改善项目区耕地的灌溉与排水条件，整修田间道路与农田防护工程，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作用明显。

——摘编自仇大海、吴国华《广东省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调查与思考》（2016年1月）

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材料一   17世纪的荷兰不仅创建了贸易公司，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贸易据点。至17世纪中叶，荷兰商人及商船在世界各贸易区域内已经形成了绝对优势。这令英国和法国垂涎三尺，也激起了它们的敌意。1651年，英国《航海条例》将海外贸易发展纳入国家战略之中。“针对荷兰人的商业战是路易（路易十四）统治开始以来法国政策的一个持久特征。”鉴于法国是农业大国，贵族阶层及民众对海上贸易较为漠视，法国从17世纪6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一部契合当时国内外形势、有利于构建法国海上秩序的法典，以鼓励贵族从事海上贸易，为海军建设提供有力的经济后盾。1681年，法国较为系统的《海事法典》应运而生。正如某学者所言：“（这部法典）将航海、商业和海军三者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清楚地规定了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所涉及的相关权力与义务。”这种权利（也包括权力）与义务的制衡，体现了契约精神，促进了航运贸易的蓬勃发展。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二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晋商商号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打破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管理模式。晋商早期也实行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到了清代，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晋商商号和票号通过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在康熙年间就开始了对俄贸易活动；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成为中俄贸易口岸。从18世纪30年代起，晋商在恰克图维持了近200年的贸易垄断地位。在茶叶丝绸之路、粮米药材之路、皮毛骡马之路、食盐布帛百货之路上，晋商的足迹广布欧亚大陆。晋商精神虽然包括多种元素，但最核心的仍是开放和诚信。晋商的诚信是信用的“信”，是契约精神，是蕴含现代价值的商业文明。

——摘编自王清宪《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材料一   唐朝前期建立了户籍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天下户分为九等。三年一造籍。”唐朝前期，对因逃亡造成户籍脱漏、户口不实的，法律明确了州县官府、里正以及民户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定罪相当重。《唐律疏议》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唐朝前期的户籍上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是否课役等信息，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按照人的身份等级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下，租庸调的承担纯粹根据人口状况，这凸显出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人”的重要性。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贫富分化，原来严格控制“人”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两税法下以资产为户等的户籍制度，到宋代逐渐规范化。(宋)仁宗时，“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宋代明确将人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部分，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等，按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转型导致乡里组织管理者出现质的变化，乡官向职役转化。里正从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的民，一般由地方富民担任。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材料一   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薛福成在欧洲考察西洋医学后，指出“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这一状况在近代医院制度引进之后，才发生巨大变革。在中国传统医学里，诊断、医疗、配药几乎都是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西方医院则有合理的专业化倾向，除了传统的内外科之分，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非常细化的专业分工。医院制度的确立还有助于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也为医疗科技的进步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新的发现和发明会不断地用于临床，从而改变了中医那种数百年难以更新药物与设备的状况。西医的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病关系也使中医体系相形见绌，对中医以家庭为空间的诊疗程序和护理手段形成冲击。

——摘编自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基于现有的医疗卫生资源，确立了四项卫生工作基本方针，切实保护人民健康，为这一时期医疗卫生工作的推进理清思路，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为更好地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国家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以有限的经济基础发展医疗事业，逐渐把以区域防疫为重点的医疗卫生工作方向转移到开展全国性医疗卫生工作上来。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新的高等医学教育制度，并要求在各地修建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让中医在新中国贫瘠的现实资源条件下发挥重要作用。1951年4月，中央卫生部正式颁布《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基层卫生组织的决定》，其内容明确对增补医疗机构提出相关要求，规定了各地方要有计划地改进和完善基层医疗卫生组织。

——摘编自李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医疗卫生事业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民族在长期的碰撞与交融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观念。《史记》运用先秦以来的典籍资料，广泛搜集各地传说，梳理、创建了一个支系庞大而主线清晰的族谱体系。在该体系中，传说中的黄帝是夷夏各族共同的始祖。

至明代，云南哈尼族传说认为先祖躲入葫芦中逃脱大洪水后生下五子，分别成为哈尼、彝、汉、傣和瑶族的祖先。南甸土司自其十六世祖开始有“呈祥”“守忠”“定国”等汉化名字出现。云南乡式名额也由洪熙元年（1425）的10名，增至万历末期的47名。沐英镇滇十年，“练兵劝农，兴学化俗”“民知草长养老而兴其孝弟矣”。

——《明代云南地区的民族融合》

材料二   1938年10月，东南亚48埠华侨齐聚新加坡，宣告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代表大会成立。陈嘉庚作为主席发表演讲：“吾侨均为炎黄子孙，素有‘革命之母’之名誉、爱国精神见重寰宇；七七以来，与我四万万同胞敌忾同仇，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盖国家之大患一日不除，则国民之大责一日不能卸……愿我八百万侨胞……作我政府后盾，踊跃慷慨，加紧出钱出力……使我物力愈充，使我战力愈强，使国家得籍吾人血汗一洗百年之奇耻，使民族得精吾人力物力一报九世之仇，抗战胜利必属我国。”

——《赤子丰碑》

材料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渠道动员海外人士回国参加建设。青年核物理学家朱光亚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后，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回到祖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他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动员更多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他说：“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回到祖国去，成为当时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1950年4月，朱光亚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怀抱。他把毕生所学献给了祖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光亚作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名列“感动中国”2011年度获奖者榜首。

——《朱光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