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粮食危机爆发前，斯大林虽然曾萌生过采用强制办法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念头，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粮食危机爆发后，斯大林对个体农民经济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出产商品最少的经济”，并将其视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而个体农民则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一直在走“旧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斯大林断言：‘我们在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是不能进一步发展的。”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个体生产的农民已由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人阶级的联盟者变为了革命的对象，小农必然摆脱不了在疾风暴雨般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被消灭的命运。

——摘编自张勇《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评析》

材料二   1933年5月，罗斯福签署《农业调整法》，主要内容包括对自愿减少棉花、小麦、玉米、烟草、稻米、猪和奶制品等所谓“基本农产品”生产的农民给予补贴并发放商品贷款，与农产品加工者签订销售合同并规定销售定额和出口补贴等，其目的是通过限制农产品生产来恢复供求平衡，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恢复农民购买力。在1933年的《农业调整法》中，政府对自愿减产的农民的补贴主要来自农产品加工税。

——摘编自张准《论罗斯福新政对美国南部“三农”问题的影响》

材料一   在很多个世纪里，欧洲依赖的都是印度的平纹细布、印花布等广大消费品，因而欧洲的贵金属通过棉纺织品等贸易最终流入印度。印度纺织品的输入不可阻挡，威胁着英国的传统行业——毛纺织业。为此，英国政府实施重商主义政策，借助国家的力量，帮助本国商人减少市场上的阻碍。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工具——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在印度的行径被称为“强盗式的贸易”，他们对印度货物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正是在这种“内外夹攻”以及英国大机器生产对它的反出口的背景下，印度的棉纺织业被摧毁了。到19世纪，英国的棉纺织业进入繁盛时期。

——摘编自杨松《近代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研究（1760—1860）》

材料二   18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认为，棉花主要产自西印度群岛、巴西、奥斯曼帝国和印度，并不会产自北美。但是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发现，美国的环境非常适合棉花种植。在丰厚的利润刺激下，棉花种植很快推广到美国大片地区。为了扩大棉花生产，种植园主引入了成千上万的奴隶。到1830年，全美国有100万人种植棉花，其中大多数是奴隶。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棉花种植地区不同，美国种植园主不仅有着不受限制的土地、劳工和资本供应，还有着无与伦比的政治权利……在南方政客的支持下，联邦政府侵略性地获得了许多新领土，有些是从外国政府那里获得的，有些则是通过武力逼迫美洲印第安人获得的。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

材料三   纵观一些西方国家的棉花产业，其历史实际上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紧密关联在一起，是一部充满掠夺的历史。其中，以美国为代表，奴隶制、强迫劳动对棉花产业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摘编自中国经济周刊《美国棉花产业的发展与奴隶制》

8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隋唐时期，法律制度有着重大进展。隋文帝令苏岁人制定了具有继往开来性质的《开皇律》十二篇五百条。到了唐代，唐高祖令裴寂、萧瑀等人在《开皇律》基础上制定了《武德律》，并编纂了令、格、式，与律配套，开创了唐律的四种形式。唐太宗时，房玄龄、长孙无忌主持对《武德律》进行长达巾钎时间的全面修订，形成《贞观律》“凡削繁亡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旧唐书·刑法志》）唐高宗时，又由长孙无忌、李勤、于志宁等人编纂《永徽律》，同时还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统一注解，附在律文之后颁行天下，具有同等效力。后世将《永徽律》与注疏的合编本称为《唐律疏议》，看作唐律的代表。另外，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还主持编纂了《唐六典》，被后人誉为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典”，开了律典分野的先河。

唐律继承了汉晋以礼入律的传统，明确规定“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卷一》），标志着礼制法律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唐律的法律形式也已经相当完备，律、令、格、式各有其用。在法律的实施上，唐代统治者强调慎狱恤刑，特别是完善了死刑复核程序，有效防止了滥用刑罚。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第二版）

材料二       宋代宗族共同体一经构造成普遍性的社会组织，便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在隋唐以来等级制度受到各种力量冲击的情势下，宗族共同体……在宗族内部构造一个微型金字塔，于等级中求稳定。……宗族最高首领为族长，族长是族人共同行为规范——宗规、族约的主持者和监督者，是全族的统率。族内发生纠纷时，由族长主持召集族中“宗贤”加以解决，不服统率者，族长有权依照宗规、族约加以制裁。《宋史·陆九韶传》记载道：“九韶以训诫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谒先祠毕，击鼓诵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欧阳修在《胥氏夫人墓志铭》中也描述了族长庄严肃穆，令人望而生畏的形象：“每端坐堂上，四顾终日如无人，虽其婴儿女子，无一敢妄举足发声。”

——摘编自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主编《中华文化史》下册

材料一在大革命失败后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主要战斗、攻击目标都在城市。广州起义的奋斗目标也是在广州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城市政权。“八一功在第一枪”（周恩来语），但南昌起义打出的是左派国民党的旗帜，沿用的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而秋收起义具有三大亮点：一是打出了一面党旗；二是闯出了一条新路；三是走出了一个伟人。

——摘编自余伯流《秋收起义的三大亮点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

材料二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革命新高潮中，农民战争是一个“主要的支流”，“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因此，在党的工作中，“应当坚决相信，在任何一个重工业中，就是建立数人的支部，也比我们在农村中发展百余同志，割据一个乡村还要宝贵”。

——据《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7月9日）等整理

材料三遵义会议特别指出：那种“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使红军和革命战争受到严重损失。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虽然党中央部署了向晋、陕、甘、绥、宁五省大发展的工作，但这已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几省首先胜利。中共中央认为那种主张必须占取了中心城市和省城才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观点是“不合事实”的。

——据《毛泽东军事文选》等整理

材料一 魏晋士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是东汉士家大族势力发展的延续……东汉至西晋时期，世族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显著提高，但总体上仍然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不足以超越皇权。到了东晋时期，权力结构才发生了变化，门阀士族的势力得以平行甚至超越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化为门阀政治。从东晋时期的史实来看，士族在这一时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不容皇权侵犯。与此同时，皇权也不容许任何一姓士族撞自废立。皇权与士族势力的均衡与共治才得确保统治秩序的的平稳……淝水水之战后，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士族势力大不如昔，东晋政权也日渐势微，门阀政治呈现日趋崩坏之势……士族虽保留了很大的社会政治影响，但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已不复存在，门阀政治逐渐回归于皇权政治。门阀士族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阀政治时期，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南北朝后期，门阀士族已经显出衰落的迹象。至隋唐时期，终于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

材料二 在教育不普及而又信奉经典信仰的社会中，知识阶层极易获得平人们的尊重，而这种情况常常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而逐渐淡薄。在魏晋南北期时期，学术的中心在士族集团，总体上来说，士族子弟即使不学无术，普通平民仍然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他们依然能够保持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隋唐时期，学校教育得到迅速发展，文化得以在更广泛空间内普及，学术的中心由家族转向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普及使士族失去了在礼法门风上的优势。一方面，他们所自矜的礼法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寒庶成地主中也出现了很多“名节风教”之人；另一方面，一些士族门风日趋败坏，出现了不少家风沦替的例子，两方面的合力使士庶区别日趋泯灭，动摇了士族赖以生存的等级特权。

——摘自杨宁一《历史学习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