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
材料一 在中国的和平诚意还没能得到这些国家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却使一些周边国家产生了对中国会称霸一方的担忧。1956年11月4日，缅甸驻华大使吴拉茂在同毛泽东、周恩来谈话时还坦率地说：缅甸怕中国侵略，实在是有点怕。
·——摘编自《周恩来传》
材料二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即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军事介入台海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反击外来军事威胁的实力。中国理性地对待国际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决定改变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向东北方向转移。
1950年6月27日，美国主导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在对待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美国的态度更趋明朗，坚决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出兵朝鲜是党中央作出的保卫国家安全的果敢决策，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但在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之下，中国的正义之举无法得到当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普遍理解。
——摘编自金朝晖、夏东民《朝鲜战争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影响》
(1)鉴于材料一中所述周边国家的“担忧”，用史实说明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2)根据材料一、二，分析朝鲜战争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材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64世孙。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进讲儒家经典受赏识，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他博览群书，喜诗文，精通音律，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他经十余年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桃花扇》在京师上演，使名臣故老皆掩映独坐，唏嘘而散，为统治者所不满，孔尚任旋被罢官。
——摘编自《中国戏曲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尚任《桃花扇》取得成功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尚任仕途浮沉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