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德十六年(1522年)七月，有葡萄牙船只来到广东，自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赏番物如例抽分”。葡萄牙使团到达后，满刺加(马六甲)使臣抵京，请求中国帮他们收复被葡萄牙占领的地区。对此，礼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佛郎机不是朝贡藩属，“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此次以接济为名，“抉货通市",心怀叵测，“疑有窥伺”“宜救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
第二，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有关规定，如期朝贡者“抽分如例”,“不资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为谢绝；
第三，对于满刺加的救援要求，请交兵部讨论。
兵部则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请朝廷以救书的形式谴责佛郎机的非法行径，令其归还满刺加疆土，同时谕令退罗等国从“救患恤邻”的道义原则出发，协助满刺加复国；
第二，对广东方面“闻夷变不早奏闻”的巡海、备倭等官，逮问治罪。礼部、兵部的处理意见，嘉靖皇帝全予采纳。
——摘编自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葫外交之确定》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明朝政府对外交往的特点。
(2)请你对明朝政府关于葡萄牙政策做出合理解释。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关于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争议
从1978年开始，港台的流行歌曲尤其是影响最大的邓丽君之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东南风，吹入了中国内地。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本次会议不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是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12月，李谷一使用邓丽君式的气声演唱了纪录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该歌曲还采用了探戈的节奏，配器也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在此之后，《北京晚报》等就对其唱法和演唱风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种对外来流行歌曲的模仿毫无价值，有的人干脆称李谷一是散播靡靡之音的“李丽君”，“使用气声是低级、庸俗、下流的”。因为存在巨大争议，电台、电视台曾停止播放《乡恋》这一歌曲。这种状况直到1983年才得以改变，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以观众点播的方式推出《乡恋》，李谷一才算摘掉了“李丽君”的帽子。
——摘编自曹桦《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
根据材料，以“关于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争议”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材料一 史料一
为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晚期“中国大宁”神兽博局纹镜。镜背间铸有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
史料二 东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史料三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桂州（今桂林）向中央进贡“铜镜四十四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宋莹莹《由广西出土铜镜铭文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隋唐时期的镜子出土数量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和宋代的商标字号镜。
——以上材料改编自王婉云《中国古铜镜在中国历史及对外交流上的价值》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铜镜外传的积极意义。
5 .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万花筒 ： 一则冤案与晚清社会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著名冤案之一，它如万花筒，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状况。
人物与冤案
杨乃武，浙江余杭乡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举。生性耿直，不惮忌官威而指责贪官，得罪知县刘锡彤。葛毕氏，绰号“小白菜”，其夫葛某暴病死亡，葛家人以为中毒身亡报官。验尸件作错判为砒霜毒杀所致。知县刘锡彤认定为小白菜所杀，严刑拷问迫其承认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杭州知府不顾案件漏洞百出，宁枉勿纵，以通奸杀夫判决两人死刑，将案件上报给浙江按察使。
申冤与重审
杨家不服判决，到杭州知府处喊冤，无人理睬。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到北京告状，被都察院截回地方。但此案博得其他京官同情，案卷得以送达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稣处，经审查后认为该案疑点颇多，便呈递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旨，命浙江巡抚重查该案，并遣监察御史调查。浙江巡抚再次把杨乃武屈打成招，并不顾监察御史劝告此案漏洞，坚持维持原判。清廷再派官员重审，官员受贿，仍维持原判，监察御史有异议上奏朝廷，弹劾办案官员。
舆论与真相
杨姐二次进京告状，一些官员上书要求查明真相。《申报》持续刊出小白菜与杨乃武案件的进展始末，揭露二人遭酷刑逼供内幕，其它各报刊也相继报道。民间舆论沸腾，要求查明真相。1876年，朝廷命刑部尚书亲审此案，经刑部件作开棺重新验尸后证实小白菜丈夫因病而死，非中毒身亡，真相大白。
个人与朝局
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出狱，但已伤残满身，杨乃武的功名不得恢复，小白菜出家。该案所涉及的官员，除刘锡彤发配黑龙江充军之外，涉案官员均给予撤职处分，此部分官员大都是“两湖派的将领”，两湖派的势力遭受很大打击。
——摘编自虞佳臻、赵婷婷《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透视晚清法律文化》等
有学者指出，晚清社会在“黑暗与进步、秩序与失序、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艰难行进。”
依据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对其观点进行历史阐释。（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层次分明）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服饰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服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外服饰交流的意义。
材料一 1337—1451年的英法百年战争成为英法两国由传统等级君主制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契机，英国缔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新型民族国家。伊比利亚半岛的两个专制君主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崛起，英、法、西、葡等新兴君主国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欧政治转型第一阶段的完成。随着商业资本渗透和控制的生产领域越来越多，西欧的经济体制逐渐实现了由自给型生产方式向交换型生产方式的演变。在近代，产业资本的兴起虽然改变了商业资本支配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格局，但是以交换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从14世纪开始，黑死病开始在欧洲肆虐，一些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不再利用“宗教异端”的外衣，而是直接对教会所宣扬的宗教禁欲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西欧思想家对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否定已经从隐性的否定发展为显性的批判。
从16世纪中后期开始，西欧的社会转型又经历了一个“再否定”的过程。专制王权在16—17世纪的不断膨胀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感受到了来自专制王权的压力，城市工商业贵族逐渐从专制王权的坚定支持者转变为反抗专制王权的急先锋。
——摘编自雷恒军《简论近代西欧的社会转型》
材料二 纵观明代及清代中前期，即公元14—18世纪，西方在市场经济的开拓中迅速崛起，而此时的中国社会依旧蹒跚在古代传统的老路上，不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且专制统治更是变本加厉，人们在基本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儒家文化氛围中劳作、买卖、读书，根本不知道此外还存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更不理解西方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的社会转型和近代化进程因此而严重滞后，直到鸦片战争中隆隆炮声才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由此开始了缓慢的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坎坷之路。
——摘编自郝钧、周连春《明清时期中西方社会转型的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4—18世纪的西方社会转型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同时期的西方比中国明清社会转型的障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所谓“天下国家”，即主张“一个天下，一个国家”，也就是将天下所有土地、所有民族纳入一个国家、一个君王的统治之下，正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国家观的最好诠释。这样的“天下国家”理念包含了三个基本理论层次：首先是“大一统论”，即把理想中的国家设计成一个“大一统”模式，天下统一于一个国家，一个君王；其次是“畿服论”，即依据“服”——血缘亲疏关系来确定国家内部政治秩序与地理空间分配，形成以王畿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同心圆状政治秩序与地理分布格局；第三是“夷夏论”，这是在“畿服论”基础上发展、延伸出来的关于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论，其核心内容是华夏居中，夷狄居表，共同组成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三个理论层次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内容。
——摘编自李克健《认识中国古代国家观的基本维度》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告诉我们，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史的社会开端。具体而言，“国家”的内涵包含这么几点：其一，国家作为实行阶级统治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是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其二，国家是特殊的暴力机器。列宁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其三，国家必须履行社会管理等公共职能。尽管一切剥削阶级国家在本质上都是阶级的统治工具，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一种超然于社会之上的独立力量。这样，在统治中，国家就必须履行其他一些社会管理和组织职能。
——摘编自李崇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国家认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国家观形成的历史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国家观和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