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材料一   启蒙思想家从自然科学的发展认识到人类是可以征服自然的，人类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如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德国的歌德、席勒和康德等。这些思想家从理性原则出发，向封建专制和反动教会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内容涉及宗教、哲学、伦理、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和教育等领域。他们在反对封建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理论，这些先进的理论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

——摘编自郑晓宇、李顺金《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内容及思想》

材料二   在意大利，一些自由派贵族深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开始从事实际的改革活动。卡贝利亚（1738—1794年）出身贵族，十分富有，本可以过着悠闲的富人生活。但他却在新思想的激励下，不断致力于哲学方面的写作和从事实际的改革事业。启蒙运动的影响在奥地利表现得比较特殊。1780年，奥国皇帝约瑟夫二世（1780—1790年）在其母亲死后，决定奉行开明的改革。他的改革措施包括：任命一批法学家，修改民事诉讼法典，减轻刑罚，并废止死刑。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使奥国避免了革命，并使它从一个中古国家一跃而成为一个近代国家。

——摘编自徐鹤森《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在欧洲各国的影响》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材料   工业社会的基本轮廓刚刚从西欧的地平线上升起，关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可能带来的前景就引起了各式各样的评论。新兴工业主义带来的机械化、都市化、物质追求、环境污染、社会矛盾、生活方式与人际关系的剧变，激起了社会改革的理论家们的激烈谴责。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批判，大致可分两大流派：自由资产阶级改革派中的人文主义批判思潮与新兴工人运动派别中的社会主义批判思潮。社会学家对西欧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前景，众说纷纭，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悲观的论调；另一种是乐观的论调。依据后一种观点看来，人类的社会发展被划分为“文明”与“野蛮”两大阶段，“西方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顶峰。

——摘编自罗荣渠《现代化新论》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祭祀和纪念是古今中外文化的重要载体，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累，祭祀和纪念已成为我国的重要文化遗产。

材料一   中国古代国家祭祀体系一般分为大祀、中祀、小祀三个等级，对不同等级官员的祭祀对象、供品、服饰以及乐舞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如《礼记·祭统》所言：祭祀的意义就在于“见君臣之义”、“见贵贱之等气”、“见上下之际”。国家祭祀天地、宗庙必须要皇帝主祭，废除郡国祖庙。……自西汉王朝以来，祭孔进入国家祭祀的行列，至唐代成为“国之大祭”，列为国家祭祀要典。唐代开始还将祈雨的祭祀列入郊祭大典。在宋代，王朝政府往往通过赐额或赐号的仪式，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民间祭祀神抵纳入国家祭祀系统。其它的民间祭祀被视为“淫祀”，而受到严格禁止。

——摘编白邹昌林《中国礼文化》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律确定的国家级纪念日

——摘编自吴唯佳，程思佳，于涛方《中国国家祭祀及国家纪念地传统追溯初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