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奥地利国际法学家菲德罗斯曾说过：“哪里有往来，哪里就有法”。国际法随着国际交往 的出现和日益频繁不断发展，是制度化的国际关系，是国际关系的特定表现形式。国际法规 则的制定是国家间政治、经济等综合力量对比的反映，是各国在国际合作与斗争中不同利益 冲突和妥协的结果。同时，作为国际关系发展产物的国际法，反过来又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主权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中遇到问题时，都将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际法规则的影响。
——摘编自李井琦刘荣辉《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自选一个角度拟定论题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证充分，逻辑合理，表达清晰。）
材料 梁启超曾在《戊戌政变记》中明确指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有学者研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是在20世纪初。就影响而言，随着西方近代启蒙思想不遗余力地被引介，各种启蒙刊物的广泛印行，犹如时人所言：即苏已死之国魂而争存世界，“发明民族主义不为功矣。”究其内容而言，此时民族主义思潮业已超越了戊戌志士尚还恪守的“华夷之辩”，矢志以求的不仅仅是传统士大夫的社稷安危和宗庙覆亡，而是明确地揭示了这一思潮作为近代最具统摄力的意识形态本质特征：也就是欲戢列强鹰瞵鹗视之态，以纾华族豆剖瓜分之祸，唯有发挥本民族种种特性，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当以建民族国家为独一无二之义。”
——摘编自胡成《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的知识，自拟一个论题，并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合理，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全国最高教育行政领导机关教育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任职期间，蔡元培先后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和《对于教育宗旨之说明》中，系统地阐述了其教育新思想。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此乃他为民国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新教育宗旨。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后，教育部颁行的民国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助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私立学校采取政策保护和经济上的扶助。在1949—1951年期间，国家基本上维持了私立学校的发展。1952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北京中小学学生负担及生活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教育部于8月份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育行政会议，决定从1952年下半年起至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全部由政府接办。此外，从1952年起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过程中，全部的私立高等学校都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高等学校。至1956年，全国1467所私立中学和8925所私立小学已全部由政府接办，改为公立。
——摘编自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行民国教育宗旨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析新中国成立后私立学校逐步改为公立学校的背景及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