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版画：《豆选》
说明：作者彦涵，创作于1948年，作品描绘了河北省获鹿县大河村用豆子选举村干部的情况。
材料二 当年（1948年）土改运动时，父亲担任土改工作组组长，组织当地农民选村长，很多农民并不识字，所以就采取投豆子的方法进行选举。在一个大院子里摆了很多桌子，上面放很多碗，老百姓依次通过进行豆选。选举之前，原村干部找到我父亲，说：“走个过场得了，就别选了吧。”父亲说：“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权利，你们必须自己选，因为这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开始。”选举的时候，农民非常认真，他们注重选出代表他们利益的村长，这出乎我父亲意料。有的老人投豆子时怕投错了人，还专门转到这个人前面，看准了之后才投下这个豆子，他们还是真正想选出自己的代表人。所以父亲在这幅画里，不仅刻出了选举的场面，还在背景加了一条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
——版画作者彦涵之子彦东的回忆（2021年）
指出材料一、材料二的史料类型。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谈谈版画《豆选》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东西方服饰贸易繁盛的原因以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英冲突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评析。
材料一：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195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农业税趋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到2002年农业税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2.6%。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我国又实施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以及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叶青、袁昭颖《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78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化的主要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甲段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下降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我国取消农业税的意义及其对税制改革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 古代太原市行政区划历史变迁
| 时代 | 城市 | 行政设置 （最高级别） | 所属区划 | 地方行政体制 |
| 秦 | 城市 | 郡坡治所 | 太原郡 | 以器治天下。全国分36郡。山西有雁门郡、代郡、太原郡、河东都、上党郎. |
| 西汉 | 晋阳 | 郡级治所(时木设部级治所) | 井州刺史部太原群 | 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并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亦称部),设立部、郡、县的三级体系 |
| 东汉 | 晋阳 | 州级治所 | 并州刺史太原郡 | 因西汉旧治,设并州制史部级治所,统一管理所辖郡县 |
| 三国槐 | 晋阳 | 州级治所 | 并州刺史太原国 | 行政体制因汉之旧治,设州、郡、县三级。大原地区属魏辖区。另设有相当于郡级的王国,相当于县级的公国和侯国 |
| 西晋 | 晋阳 | 州坡治所 | 并州刺史太原国 | 沿汉魏日制设州、郡、县三级 |
| 隋 | 晋阳 | 州级治所 | 并州 | 州、县两级制 |
| 唐 | 晋阳 | 北都 | 河东道并州 | 唐初因隋制，设州、县两级制；贞观初年（627年）全国分10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增至15道，并分为道、州、县三级制；中唐后又设置节度使 |
| 北京兼为河东节度使治 | 河东道太原府 | |||
| 北宋 | 太原 | 路级治所 | 河东路太原府 | 路、州（府、军、监）、县三级 |
| 明 | 太原 | 省级治所 | 山西布政使司太原府 | 布政使司（省）、府（直隶州）、州、县 |
| 清 | 太原 | 省级治所 | 山西省太原府 | 省、府（直隶州）、州县 |
——摘编自沈旸《丛衣集》
材料二 因元代中央宰相机构为中书省，派高级官员外出镇遏地方，称“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评价说：“国家置中书省以治内，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员秩略同，所以达远迩、均劳逸，参错出入，而天下事方如指掌矣。”行省辖区广阔，权力集中，地方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有明显差异。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太原为例，简析汉晋时期的州与唐代的道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相同点。
(2)根据材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演变的特征，并说明其不断演变的原因。
汉口的崛起晚清时代，武汉迅速崛起。一跃成为中国著名的近代都会，中部的中心城市，实现了早期近代化，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
(1)上图中的时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2)根据材料和所学，分析汉口在近代迅速崛起的原因。
| A．“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
| B．“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 |
| C．“天视自我民事，天听自我民听” |
| D．“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基于宗藩体制。清政府初期至鸦片战争前，处理涉外事务的主要机构是礼部和理藩院。除此外，地方督抚和广州钦差大臣也在接待和和护送外使出入境、管辖外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亲郡王贝勒、大臣、大臣上行走，均称总理大臣，常在九人左右。另设有满汉章京各八人，实行分署办事制，总理大臣多属于兼任，而章京则多为专差。这时期，对外交往的礼仪和外交程式也逐渐与国际开始接轨，将觐见时的三跪九叩礼改为五鞠躬礼，终于消除了中国与国际接触的礼仪障碍。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至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后，外务部的领导取消了亲王管部的制度，真正建立了一长制，从而完全符合了近代外交行政管理的领导体制。
——摘编自《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演变及发展》
材料二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周恩来总理兼任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随着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和对外工作的展开，驻外机构不断增加。1951年，周恩来提出选拔培养外交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培养、培训外交干部的长远规划和相应的管理制度。1953年，周恩来在中印谈判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中苏交恶、周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绞索思想”“东风压倒西风”等战略思想。新中国积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加强与亚非拉人民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非洲国家的交往。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历程与本质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清朝外交的主要变化，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点，简析新中国外交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代基层治理相比近代基层治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漕运是明清王朝统治的经济命脉。明清时期，为了体恤漕运旗丁，官府允许漕船在运载粮食的同时，可以附带一定数量的南方土特产，即土宜，漕运人员沿途售卖获利以支付漕船沿途所需费用，或者用其易换柴盐接济食用，并且这些土宜在河西务、张家湾等处免交课税。从明朝到清朝，官府允许漕船带运土宜的数量从60石最后增加到180石。另外，漕运人员往往还在运河沿途口岸、码头、市镇等处揽载商人货物收取运费。这样，土宜加上漕运人员夹带的私物及其揽载的商货，三者合计，漕船在运送漕粮的同时从南方带运到北方的物货数量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俊丽《明清漕运对运河沿岸城市的影响——以天津地区为例》
材料二 中国近代铁路兴建里程表1876—1927年(单位：千米)
时间 | 全国里程 | 各时期增筑里程 | 平均每年兴建里程 |
1876 | 15.00* | — | — |
1877—1894 | 364.27 | 364.27 | 20.24 |
1895—1911 | 9618.10 | 9253.83 | 544.34 |
1912——1927 | 13040.48 | 3422.38 | 213.89 |
注：*该段铁路于1877年被拆毁，以后年份不包括该项里程数字。
----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时期漕运的经济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铁路建设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