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 B.赋役合并,一概折银 |
C.固定丁银,摊丁入亩 | D.户籍簿册,永停编审 |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以前,域外关于中国文化起源之说,主要通过文字语言等方面的异同比较论证中国文明源自外来。传布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拉克伯里的“西来说”。1894年,拉氏认为:“整个中国文明只不过是巴比伦文明的退化模仿”。多数学人“骇其说之新奇,先后从风”。五四之后,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批判,并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
1921年,外国人安特生开始在河南仰韶进行考古发掘。通过比较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纹饰后,安氏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等着采之陶器,当由西来”。对此,民国知识界虽有所指摘和质疑,但其学术影响深巨,国人多有肯定和赞赏。1926年,李济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挖掘。基于此次挖掘,李济认为:“我们还没得着十分可靠的证据,使我们断定在中国所找的带彩陶器确实发源于西方。”……30年代末之后,对安氏的质疑与批判则成为普遍之势。
3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者相继在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殷墟等地组织考古发掘,出土了中国以外地区所不存在的史前时代之遗物,这昭示着中国存在一个不同于彩陶文化为代表的古老文化。由此域外学者逐渐放弃了纯粹的“西来说”,转而多采“渗入说”或“影响说”。而此时期,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之本土说成为当时我国学界的主流议题。
——摘编自吴原元《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域外中华文化起源说的流行情况,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有什么帮助?谈谈你的看法。
A.思想价值取向殊途而同归 | B.社会理想与政治实践相结合 |
C.内部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 | D.尚未构建起系统的理论体系 |
材料 正德十六年(1522年)七月,有葡萄牙船只来到广东,自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赏番物如例抽分”。葡萄牙使团到达后,满刺加(马六甲)使臣抵京,请求中国帮他们收复被葡萄牙占领的地区。对此,礼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佛郎机不是朝贡藩属,“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此次以接济为名,“抉货通市",心怀叵测,“疑有窥伺”“宜救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
第二,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有关规定,如期朝贡者“抽分如例”,“不资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为谢绝;
第三,对于满刺加的救援要求,请交兵部讨论。
兵部则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请朝廷以救书的形式谴责佛郎机的非法行径,令其归还满刺加疆土,同时谕令退罗等国从“救患恤邻”的道义原则出发,协助满刺加复国;
第二,对广东方面“闻夷变不早奏闻”的巡海、备倭等官,逮问治罪。礼部、兵部的处理意见,嘉靖皇帝全予采纳。
——摘编自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葫外交之确定》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明朝政府对外交往的特点。
(2)请你对明朝政府关于葡萄牙政策做出合理解释。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东洋最古老的文明中心在中国。在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周围分布着许多尚未开化的民族,文明社会的文明人将他们视作夷狄戎蛮并加以蔑视。文明人有文明主义的教养,朴素人有朴素主义(历史上未受“文明主义”沾染的宝贵品质,包括勇武、协作、质直、刚强等)的训练;文明人善于思考,朴素人敏于行动…更进一步说,文明人崇尚个人自由主义,朴素人固于集体统制主义。总之,在几乎所有的方面,两者之间都表现出了相互对立的特征。
与欧洲各国相比,我们的国家更年轻。如果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建立一个近乎完整的朴素主义社会并非难事,东方社会对我们的希望不正是这一点吗?
——摘编自(日)宫崎市定《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1940年)
材料二
(一)心理建设方面:…发扬民族固有的精神,则中国智仁勇之三达德,及其所以行此达德之“诚”字。而国父的思想更远承百代悠久之源流,汇通世界进步的学说,以为中国建国最高原理。
(二)伦理建设方面:…发扬国民重礼尚义、明康知耻的德性…以忠孝为根本。
(三)社会建设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则系之于血统;由族而保甲而乡社,则合之以互助,由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我们中国国家大一统的组织。国家建设之基础在于乡社,我们着手于社会建设,仍必实行地方自治,为民权与民生主义实现的基础。
(四)政治建设方面:…我国政治制度建设必须树立五权宪法与全民政治基础,不受空洞的口号所愚,不被虚伪的形式所惑。
(五)经济建设方面:…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
——摘编自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943年)
材料三
对于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根据地)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摘编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宫崎市定、蒋介石、毛泽东的思想主张。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上述三人的思想主张。
A.强调党员注重自身修养 | B.坚定反帝反封建的信念 |
C.重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 | D.倡导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
材料一 《诗经》中的战争诗数量较多,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是雄壮激昂的英雄战歌;二是悲慨苍凉的征夫心曲。从《诗经》所反映的情形看,耕地的破坏或被侵占是导致战争的根源,除了偶尔为之的武力扩张外,多数战争都因侵犯土地、保护土地而起。人们内心厌恶战争而又不得不战,这种战争多是被动的。因而《诗经》中的战争诗无不充斥着“征夫怨”、“思妇恨”的反战情绪。《诗经》中对尚武好战的描写显得婉转温和。例如《诗经》中的战争诗从来不直接描写战斗场面,从来没有厮杀格斗、流血和死亡,诗中只见旌旗干戈,战马腾骧和凯旋欢庆,充分表现出王者之师不靠暴力杀伐,而是以德服人,不战而胜的特点。《诗经》除了描写战争英雄,还把笔触伸向与战争有关的社会群体或者个体,表现出厌战痛战、热爱和平的思想。
材料二 《荷马史诗》中的战争诗只有《伊利亚特》,《伊利亚特》主要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阶段的殊死战斗,侧重对唯勇至上的阳刚美的渲染。《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刻画强烈而鲜明,是一种直接、动态的描绘。动作的勾画,声音的非理性的、毫无节制的极端的审美观照。这是一种崇“力”的尚武精神,战争的悲壮及美感在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方式中得以渲染,使得原本的喋血暴力充满着诗画意境。如描写两军格斗场宣泄使得战斗英雄鲜血淋漓地闯入读者眼帘。和生活在广袤富饶之区域的汉民族不同的是,生活在岛国的古希腊人崇尚战争。《伊利亚特》所触及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生的有限和在有限的人生中人对生命和存在价值的索取。
——赵景梅、胡健《尚武与嗜血——<诗经>和<荷马史诗>中东西方古代战争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诗经》和《荷马史诗》中的战争体现的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古代战争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在当代中西战争态度中的映射。
材料一 17-18世纪,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西方商船来到中国,以丝绸为载体的中国服饰文化逐渐被欧洲人了解。一些英国女性穿上了面料柔软舒适的刺绣服装。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略有规模的英国贵族豪宅中,至少有一个房间是用精美的中国丝绸墙布来装饰的。而当来自东方的纺织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欧洲工匠开始设计、生产带有中国元素的纺织品,在模仿中国服装款式时通常会融入西方的裁剪和缝制方法。当时有些欧洲艺术家在接触到中国纺织品后,从中汲取了灵感,开始自由表达自己的奇思异想。
——摘编自刘海翔《欧洲大地的中国风》
材料二 晚清时期,大量的舶来品进入中国,西方服饰在沿海商埠随之出现,有些中国人开始穿西服。民国政府在1912年颁布《服制条例》,规定标准礼服以西服为主,后来各地出现了不少西服店。当时的北京,虽然作为外套的西服并未得到普及,但西式衬衣、针织衫、西裤等已逐渐得到推广。社会上也有反对易服的声音,认为穿西服是“崇洋媚外”“冒充上等人”。有人在《申报》上发文反驳:“欧化逐渐东开,国人多喜穿西装,取其穿之能有活泼的气象与振作的态度,而且便捷无拖沓。”与孙中山有关的中山装,其设计受到西服的影响,但衣领等部位仍保持民族特色。
——摘编自王建朗《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1)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服饰在近代欧洲传播的基本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背景。(2)据材料二概括指出西服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特点。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外服饰交流的意义。
材料 孔尚任(1648~1718),山东曲阜人,孔子64世孙。康熙二十三年,皇帝南巡过曲阜,孔尚任进讲儒家经典受赏识,破格授国子监博士,后迁户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他博览群书,喜诗文,精通音律,著有《湖海集》等诗文集。他经十余年时间,于康熙三十八年,写成传奇剧本《桃花扇》。该剧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描写了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悲剧,抒发了作者的兴亡之感,达到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剧本场面宏大,结构严谨,语言优美,主要人物也塑造得非常成功。《桃花扇》在京师上演,使名臣故老皆掩映独坐,唏嘘而散,为统治者所不满,孔尚任旋被罢官。
——摘编自《中国戏曲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尚任《桃花扇》取得成功的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尚任仕途浮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