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霍布斯阐述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之时，英国已经处在对君主制的持续不断的反抗中，似乎没有哪一个君主能满足包括罗马天主教徒、苏格兰长老会教友、清教徒和教友会教徒在内的不信奉国教者与英国国教教徒之间相互冲突的意愿。詹姆士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控制的政府把海军和军事部门的钱都用完了，被迫召开议会要求得到更多的资金。议会的很多成员——地主、日益变富的城市商人、律师、清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的教会成员，也包括国教的神职人员——都不愿意上缴国王强征的钱。当查理一世欲在未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征收赋税时，1640年议会势力向他发起了战争。最终，他被克伦威尔（护国公）领导的议会势力所处死。
——摘编自【美】霍华德·斯波德克《全球通史》
材料二 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典范，它们对世界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英国“光荣革命”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王权专制并建立起了君主立宪制，为英国在随后的工业大革命中提供了政治保障；法国大革命虽然吹响了世界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的号角，赢得了现实，却输掉了历史。人们自以为打破了旧制度，但在虚幻的新制度中过着旧制度的生活却不自知。
——摘编自蒋娅芳《英国“光荣革命”的渐进性与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性比较刍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英王查理一世被处死的社会政治及思想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革命与妥协”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符合逻辑）。
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 正德十六年(1522年)七月，有葡萄牙船只来到广东，自称“佛朗机国接济使臣衣粮者，请以所赏番物如例抽分”。葡萄牙使团到达后，满刺加(马六甲)使臣抵京，请求中国帮他们收复被葡萄牙占领的地区。对此，礼部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佛郎机不是朝贡藩属，“又侵夺邻封，犷悍违法”,此次以接济为名，“抉货通市",心怀叵测，“疑有窥伺”“宜救镇巡等官亟逐之，毋令入境”;
第二，严格执行勘合贸易的有关规定，如期朝贡者“抽分如例”,“不资勘合及非期而以货至者”,皆为谢绝；
第三，对于满刺加的救援要求，请交兵部讨论。
兵部则提出两点意见：
第一，请朝廷以救书的形式谴责佛郎机的非法行径，令其归还满刺加疆土，同时谕令退罗等国从“救患恤邻”的道义原则出发，协助满刺加复国；
第二，对广东方面“闻夷变不早奏闻”的巡海、备倭等官，逮问治罪。礼部、兵部的处理意见，嘉靖皇帝全予采纳。
——摘编自庞乃明《正嘉之际明朝对葫外交之确定》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明朝政府对外交往的特点。
(2)请你对明朝政府关于葡萄牙政策做出合理解释。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梁启超与内藤湖南的争议进行评述。（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1)据材料概括明初恤商政策的内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初恤商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史料一
为湖南长沙出土的西汉晚期“中国大宁”神兽博局纹镜。镜背间铸有铭文：“圣人之作镜兮，取气于五行。生于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质清刚。以视玉容兮，辟去不羊。中国大宁，子孙益昌。黄常元吉，有纪刚。”）
史料二 东汉《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少府之下有尚方令一人，御用及官制铜镜均由尚方制作。”史料三唐朝《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桂州（今桂林）向中央进贡“铜镜四十四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宋莹莹《由广西出土铜镜铭文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材料二 在今蒙古和独联体境内，发现了不少属于战国和汉代的镜子。隋唐时期的镜子出土数量数量最多的是海兽葡萄镜。在伊朗发现了多面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约旦发现了花草禽兽镜和仿制的海兽葡萄镜。在日本还出土了不少唐镜和宋代的商标字号镜。
——以上材料改编自王婉云《中国古铜镜在中国历史及对外交流上的价值》
(1)根据材料一的三则史料探究中国古代铜镜的历史，指出其史料价值，并做出合理推断。(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中国铜镜外传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天人合一”的含义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春秋时期以前，“天”主要指“天神”，天人关系主要研究人神关系；随后“天”逐渐转变为“自然、天道、天理”，“人”指“人与人、人与社会”；汉代发展成哲学思想体系，贯穿古今文史，至今仍影响着后世言思。“天人合一”理念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彼此相互依存的写照，它反映了人对大自然的一种依赖感与亲和感。
——整理自陈伯海《“天人合一”——兼谈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
材料二 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时期，面对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现状，英国政府在1834年颁布了《新济贫法》。到1867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城市贫困法》，使得济贫院的条件进一步得到改善。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开始进行建设福利国家。1946年英国着手福利制度建设，先后颁布了《国民保险法》与《国民医疗保健法》，在1948年又颁布了《国民救济法》。这三部法律的正式颁布与实施标志着英国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社会福利法律体系、建成了全面的社会福利制度。
——摘编自陈国强《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公共卫生领域面临卫生条件落后、疫病大肆流行、医疗设施匮乏， 医务人员短缺等突出问题。1952年1月，美国在朝鲜战场发动细菌战，并向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投掷用于传播病菌的媒介物。1952年3月14日，中央卫生防疫委员会成立，确立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领导机构，并向广大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1952年12月，毛泽东为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发出了“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号召。各地积极响应党中央开展卫生防疫运动的号召，相继成立各地方的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以除害灭病，保家卫国为核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摘编自郭荣浩、邓茜尹《中国共产党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的三重考察》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古代对“天人合一”认识的变化。结合所学，阐明“天人合一”理念的内涵，并列举春秋战国时期体现这一理念的思想主张。(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特点。结合所学，从资本主义制度实质的角度分析西方福利制度的弊端。
(3)根据材料三，概括建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的背景。结合所学，写出20世纪80年代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最响亮的口号，指出这一口号对当时医疗卫生事业的作用。
材料一
西周 | 设有大司徒职官，“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下辖遂人、遂师、委人廪人、仓人、司稼等，多部门协同救灾。 |
秦朝 |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中规定：“它物伤稼者，亦辄言其顷数。近县令轻足行其书，远县令邮行之，尽八月之”。 |
汉朝 | 有民曹尚书……汉平帝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蝗，……遣使者捕蝗”。 |
隋唐 | 有户部等兼管救灾的中央常设部门。开元初年，山东、河北、河南等粮食主产区爆发了严重蝗灾，唐玄宗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指挥山东等地的除蝗工作，并将灭蝗成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标准。 |
宋朝 | 安抚使、廉访使等差遣职位也参与赈恤；宋真宗下令在全国推广常平仓制度；实行地方长官兼河堤使制度。 |
清朝 | 在黄淮等地区专设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康熙先后诏令善于治水的靳辅、于成龙和张鹏翮为河道总督，负责治理黄河水患。 |
——摘编自张涛《中国古代灾害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二 李士谦，字子约，（北魏）赵郡平棘人也。
李氏宗党豪盛……尝集士谦所，盛馔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
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其后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赡，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
——摘编自［唐］李延寿《北史·李士谦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历代政府加强灾害治理的举措，并分析历代政府都重视灾害治理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角度解读材料二中的现象。
材料一 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役进行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发扬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和主动精神，英勇机智地同国民党军队战斗；各解放区人民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当时，解放军的装备虽已改善，但运输条件还极差。供应前方庞大部队的需要，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
——引自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二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其历史必然性。领导中华民族完成现代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政党。……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土地兼并和贫富悬殊是每个王朝晚期面临的共同问题。土地兼并将会导致大量无地流民出现，贫富悬殊将会造成大量的城市贫民，最终导致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个事关大一统的制度考虑。中国的大一统社会一直存在着基层社会自发的封建化倾向，当这种倾向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瓦解大一统的国家政治。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顽疾，就必须要废除其经济基础——土地私有制。最后，中国在1949年建国时国家一穷二白，积贫积弱。如果按照资本主义的常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必须快速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尽快建立起国防工业，因此社会主义是唯一的选择。
——改编自寒竹《民族复兴百年进程的历史逻辑》
材料三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超高速增长的核心是制度变革，这一制度变革使中国经济从改革前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目前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改革先从农村开始，1984年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城市体制增量改革全面推开，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了“体制外市场化”阶段。1992年至今，中国进入了一个整体协调改革时期。……渐进式改革道路可以说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产物，其中增量改革、试点推广、改革和开放互相推进都具有开拓性。
——摘编自张平、楠玉《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三大战役胜利的重要原因。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保障对“前线空前规模的支援”而采取的重大举措。(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伟大意义。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概述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基本进程，并概括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重要地位。
万花筒 ： 一则冤案与晚清社会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著名冤案之一，它如万花筒，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状况。
人物与冤案
杨乃武，浙江余杭乡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举。生性耿直，不惮忌官威而指责贪官，得罪知县刘锡彤。葛毕氏，绰号“小白菜”，其夫葛某暴病死亡，葛家人以为中毒身亡报官。验尸件作错判为砒霜毒杀所致。知县刘锡彤认定为小白菜所杀，严刑拷问迫其承认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杭州知府不顾案件漏洞百出，宁枉勿纵，以通奸杀夫判决两人死刑，将案件上报给浙江按察使。
申冤与重审
杨家不服判决，到杭州知府处喊冤，无人理睬。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到北京告状，被都察院截回地方。但此案博得其他京官同情，案卷得以送达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处，经审查后认为该案疑点颇多，便呈递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旨，命浙江巡抚重查该案，并遣监察御史调查。浙江巡抚再次把杨乃武屈打成招，并不顾监察御史劝告此案漏洞，坚持维持原判。清廷再派官员重审，官员受贿，仍维持原判，监察御史有异议上奏朝廷，弹劾办案官员。
舆论与真相
杨姐二次进京告状，一些官员上书要求查明真相。《申报》持续刊出小白菜与杨乃武案件的进展始末，揭露二人遭酷刑逼供内幕，其它各报刊也相继报道。民间舆论沸腾，要求查明真相。1876年，朝廷命刑部尚书亲审此案，经刑部件作开棺重新验尸后证实小白菜丈夫因病而死，非中毒身亡，真相大白。
个人与朝局
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出狱，但已伤残满身，杨乃武的功名不得恢复，小白菜出家。该案所涉及的官员，除刘锡彤发配黑龙江充军之外，涉案官员均给予撤职处分，此部分官员大都是“两湖派的将领”，两湖派的势力遭受很大打击。
——摘编自虞佳臻、赵婷婷《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透视晚清法律文化》等
有学者指出，晚清社会在“黑暗与进步、秩序与失序、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艰难行进。”
依据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对其观点进行历史阐释。（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层次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