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殖民者踏上美洲大陆，就开始与印第安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直至当下，印第安人问题经常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材料一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探险之后，“始祖移民”（第一批来到美洲的欧洲移民）在普利茅斯港口选了一块陆地定居下来。不幸的是，他们到那的时间是12月，他们没有做好过冬的准备。然而，印第安人伸出了援助之手。印第安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教他们种植粮食。天气转暖的时候，殖民者们开始种植粮食、钓鱼、打猎，并为冬天做准备。在收获了第一季庄稼之后，他们与自己的印第安朋友庆祝了第一个感恩节。

——美国历史教科书《美国的传统》（1984年版）

材料二   我们这些人拿着枪，听听没有人，就进入了房子，结果发现屋里的人都走了。水手们拿了一些东西，但没敢久留……我们进入了一个叫“谷物山”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先前也发现过谷物。我们开始刨地，结果挖出了更多的粮食……要不是我们遇见了一些可能会骚扰我们的印第安人，我们怎么会发现它们呢？……次日早晨，我们发现了一个像坟墓的地方。我们决定挖掘看个究竟。我们先发现了一个垫子，下面是一个做工精致的弓箭……我们还发现了碗、盘子、碟子之类的东西。我们挑了一些好的带走，然后把尸体给盖上了。

——“五月花号”一个殖民者的航海日志（17世纪20年代初）要不是上帝对本地居民还稍有偏爱的话，这地方大部分地区，大约300英里以内的地方都会有继续蔓延的天花病毒恣意肆虐……那些继续留在我们一边，置身于我们的保护之下的（印第安）人总共不到50个。

——马萨诸塞总督约翰·温斯洛普1634年给朋友的信

材料三   今天是你们的庆祝时刻，而不是我们的庆祝时刻。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我想到了我们的人所遭遇的那些事情……“始祖移民”们先是在科德角海滨探寻了4天，之后开始劫掠我们的祖坟，偷盗我们祖辈们的玉米、小麦和大豆……马萨索伊特，这位万帕诺亚格人（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的伟大首领，对这些事情是知道的。然而，他和他的族人依然欢迎这些殖民者，并和他们做朋友……他们不可能知道……再过50年，万帕诺亚格人……及其他与这些殖民者为邻的印第安人将死于他们的枪口之下，或因染上他们带来的疾病身亡……今天，尽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我们的语言几乎消亡，但是我们万帕诺亚格人仍行走在马萨诸塞的土地上。

——1970年印第安人代表为庆祝“始祖移民”登陆350周年仪式准备讲稿

材料一   《汉书食货志》：“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圆形方孔），文曰'半两'，重如其文。”

材料二   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上记有《金布律》：“钱十一当一布。其出入钱以当金、布，以律。”“贾市居列者及官府之吏，毋敢择行钱、布（注：不要去选择钱的分量与布的优劣）。”

材料三

注：陕西凤翔高庄秦墓地出土了五百八十枚半两钱，左图是其中的两枚。这些钱币形质类似，但大小不一。最大直径3.2厘米，重6.72克。最小的直径1.15厘米，重0.2克。各地考古发现了秦代不同大小的地方官府钱范。

材料四   自宋至元明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猛，客观上需要易于携带且价值量大的货币。明初政府大量发行纸币，纸币不断贬值。明朝中期，唐、五代以来流行于民间的白银成为通行的主要货币。白银作为交换媒介能被不同地区商品交易者接受，国内长途贸易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大。1562年，政府对各地班匠征银代役，民营手工业快速发展。1581年推行一条鞭法“计亩征银”，农民以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投入市场换取白银纳税。由于白银需求增大，明代大开银矿，但中国白银储量不高，白银货币化主要依赖“丝银贸易”。丝、瓷等商品输往海外，白银从美洲和日本大量流入中国，一个以白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网络逐步形成。

中国古代官僚制是皇权的体现，官僚制中最基层的行政单位是县。因此，有学者提出“皇权不下县”的观点，但此观点也受到一些学者的反对。以下节选部分学者反驳“皇权不下县”的论据

论据一《儒林外史》第八回：“南昌人情，鄙野有余，巧诈不足；若说地方出产及词讼之事……若非纲常伦纪大事，其余户婚田土，都批到县里去，务在安辑。”其意指乡村中的大事小情都须上报到县级政府，由县官亲自处理整个县辖范围内的纠纷与案件。

——王印红、朱玉洁《从明清小说管窥传统乡村治理中的“皇权”下县》

论据二20世纪末形成于魏晋时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陆续发现并公布于众……从众多吴简中可以看出乡吏的职责颇广：春夏为“劝农”，秋冬除了课征租税役调外，还对上负责本地吏民户籍的管理，保证“人名年纪相应”，如果有误，“为他官所觉”，则本吏要承担罪责。

——秦晖《传统十论》

论据三康熙二十二年修的《宛平县志》明确记载了巡检司所统村落，共分为捕卫南乡、卢沟桥巡检司、石港口巡检司、王平口巡检司、齐家庄巡检司。至此，巡检司与村落之间的统辖关系得以证实。

——胡恒《皇权不下县？清代县辖政区与基层社会治理》

材料一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   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