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唐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通道主要是陆上丝绸之路，到了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对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对于海上丝绸之路在两宋时期兴盛的原因，学界有三种说法比较流行：一是“陆丝”阻断说；二是技术推动说；三是世界格局变动说。上述看法均有道理，并具有相当史实基础。如果放宽视野，经济因素是晚唐以及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物兴的极本动因。

——摘编自柳平生、葛金芳《试析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内在经济动因》

材料二 草原丝绸之路初步形成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其产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迁传”的生活习俗以及都落之间的战争有关。匈奴族的南下与西迁将蒙古草原地带的丝绸之路进行了强有力的连搬与拓展。随着唐朝对漠北草原的统一，草原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元朝，驿站制度构筑了连通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达欧洲、东抵东北、南通中原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贺往来的主要线路。但随着元朝的覆灭，这条通道走向衰落，这就使生活上高度依赖中原农耕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倍感不适。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新的丝绸之路形态的万里茶道应运而生。

——摘编自倪玉平、崔思朋《万里茶道：清代中俄茶叶贸易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研究》等

材料三 2017年5月，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提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建“冰上生绸之路”的设想，同年7月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时表示，中方致力于与俄方共同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以此来落实好两国的贸易互联问题。“冰上丝绸之路”建设为两国地区合作、航运开发、北极治理等领域带来契机，也可成为两国蓝色伙伴关系建立的开端。蓝色发展理念的丰富与蓝色活动的开展将推动两国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不断加强合作，继而推动中俄周边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摘编自白佳玉、冯蔚蔚《以深化新型大国关系为目标的中俄合作发展探究一从“冰上丝绸之路”到“蓝色伙伴关系”》

材料一   1594年，利玛窦完成的《四书》的拉丁文译本是儒家经典最早的西文译本，向世界展示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风貌。此后，伏尔泰、莱布尼茨等都把孔子思想中的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当时有思想家认为“理性的观念是从中国来的”，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笛卡尔认为在儒学影响下的中国社会史由清一色的无神论者所组成的“无神论社会”。伏尔泰更是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提倡法国人应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摘编自李晓偲《17～18世纪的儒学及其对欧洲哲学的影响》

材料二   孔子学院是中国大陆向世界推广汉语，增加各国对中国的了解而设立的官方机构。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到2014年底，孔子学院已在全球12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75所。他们与本土教师合作研发适合本土化教学的教材和文化读物，在当地中小学设立教学点，对本土中小学汉语教师进行定期培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针对没有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还创办了汉语学习班。

——摘编自张婧《孔子学院海外发展及其展望》

材料一中医认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人体内部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医强调和谐对健康具有重要作用，认为人的健康在于各脏腑功能和谐协调，情态表达适度中和，并能顺应不同环境的变化，其根本在于阴阳的动态平衡。中医诊疗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体现为“辩证论治”。中医“治未病”核心体现在“预防为主”，重在“未病光防、既病防变、后防复”。中医诊断主要由医生自主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患者资料，不依赖于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中医干预既有药物，也有针灸、推掌、拔罐、刮痧等非药物疗法。许多非药物疗法不需要复杂器具，其所需器具往往可以就地取材，易于推广使用。

——摘编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材料二5个通商口岸教会诊所（医院）简表

——摘引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三19世纪末西方列强不断侵犯中国的主权，同时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大量涌入中国。面对民族的危机，一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以拯救民族危亡，整个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改良思潮，中医界亦受到改良主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一些人看到西方医学的长处，欲将中西医学汇通，以发展中国医学，并为此做了一些尝试，在客观上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他们作为学术上的派别称作中西医汇通派。汇通派基本宗旨是吸取西医之长以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医学。

——摘引自陕西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

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