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宗法分封制度，造就了华夏系民族共同体与戎、夷、蛮、狄共同体犬牙交错、夷夏混居的族群分布格局。春秋以降，周王室在“礼崩乐坏”的大趋势下日益式微，由此失去了制衡诸侯和四裔诸族的“天下共主”地位。大国争霸、四夷交侵背景下的剧烈社会动荡，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各地族群的空前融合和相互认同。华夏、蛮、夷、戎、狄之间的文化差距和心理隔阂日益消弥，华夏与蛮夷戎狄一体同源的思想观念应运而生。这种观念的广泛流行，代表了当时“中国认同”的最高境界。

——摘编自田广林、任妮娜《从夷夏异制到华夷一体：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认同》

材料二   南宋统治者对南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了“权其酋长、使自镇抚”，建立土官统治，实行“以夷治夷”或“以夷治蛮”政策。辽、金建立政权后，逐步改变了对待异族掠夺与同化政策，承袭了“胡汉分治”与“因俗而治”，实行两种制度，“以国制待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金都实行了南北面官制、蕃律和汉律，还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和管理制度。元朝中央设宣政院管辖藏族地区事务，制定了“吐蕃刑律”，极大地密切了吐蕃地区与中央的关系。继南宋将澎湖划归福建晋江县管辖后，元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在北、西北地区设立羁縻卫所和屯田，以当地民族首领充任卫所长官。南方和西南地区，在土官制度基础上，发展成更加严密的土司制度。

——摘编自孙懿《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光荣革命”的价值并不是它的形式（国王易人）所能衡量的……1689年，国会通过了两项重要的法案：《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根据前者，国王的特权被限制，开始了一个民主的议会政治的新时代；这不只是英国政治史的新阶段，同时也是世界史进步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后者，英国的不从国教分子经过了长期奋斗，终于获得了基本的信仰自由，这实是宗教革命的原则之更进一步的扩张。

——《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

材料二   启蒙运动不是陡然而至的。新航路开辟使欧洲人认识到世界其他地方还存在迥异的民族、宗教和文明形态，使基督教关于人类的起源的说法成为虚假之言。16世纪后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蒙田鼓励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力来认识世界，而不要迷信权威。自然科学的发展使17世纪的欧洲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探索真理的方法，即依靠实验、观察和推理揭示自然界奥秘，而不是盲信权威，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哲学认识论上的批判方法。中国的文化常被用来对比和批判欧洲的旧制度和文化。伏尔泰对中国由明智的君主和哲学家统治赞赏备至，据此提倡实行开明的君主制。这些内容都被用于揭露法国文化和制度的非理性，以及在法国宣传启蒙运动和社会变革的理由。

——摘编自《从概念史的角度看启蒙运动》

材料三   欧洲把合众国的建立视为明证：启蒙时代的许多思想都是切实可行的……歌德曾经若有所思的对美国称道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材料一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共创办各类学堂37所，其中外语学堂8所，专门技术学堂11所，军事技术学堂18所。从时间上看，19世纪70年代以前，洋务教育以办外语学堂为主，70年代以后，则出现技术、军事、医学、工程学、矿学、电学等学堂。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创办的学堂已开始注意学堂的不同等级之分，如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苏州、无锡等地出现的三等公学堂，一个较完整的学制系统已经形成。到1901年，逐渐出现了门类明确的小学、中学、大学堂和女塾。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创办了大量的农业类、商业类学堂，举凡工、商、农、桑、矿、声、医、化、光、电、格致各目均有学堂。

——摘编自张雪蓉《论洋务时期的教育建设》

材料二   1946年中国高等教育工科学生仅为18．9%，新中国成立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面对这一状况，中共中央确定了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是为工农服务的，是为生产建设服务的这一纲领。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教育经费异常短缺的背景下，工矿地区和大城市的教育要跟着生产发展的需要，发展快一点。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正式编制颁发了全国教育建设计划，东北地区流行的《农民速成识字课本》采用的是像《三字经》一样的韵文体：“日月光，照四方，天上明，地下亮，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有力量……”从1952年调整院系、设置专业一年多，高等教育部已组织高校教师译出以工科为主的苏联教学大纲700余种，分发各校应用。

——摘编自苏渭昌 雷克啸《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材料一   美国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状况，在1950-1998年间，32次更改养老保险标准，综合运用税收、财政转移及货币政策，将国民收入分配到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等多个领域。各国政府还及时出台旨在促进就业的宏观政策和总体规划。在西方国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覆盖范围极为宽泛，所有公民既是捐助者，又是受益者。挪威政府通过颁发《国家保险法案》《社会照顾法案》来保证每位居民在生、老、病、死、鳏、寡、孤、残或失业等情况下都可获得经济支援和其他形式的社区帮助。

——摘编自王贤斌、郭建新《西方福利国家改善民生的路径及启示参考》

材料二   我国经济已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渐渐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并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建立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形成了由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所构成的新一代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勤保障。

——摘编自《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材料一   春秋时代社会剧烈变动，各派政治力量大分化大改组，社会中不尽如人意的弊端暴露无遗，思想家们力图提出稳定社会和安抚人心的原则，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们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复古与怀旧成为一股思潮，孔子便是这种思潮的代表。

——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当历史向前演进，有识之士不能不想到，本土思想与佛教相比，自身有一些弱点、不足，例如，佛教讲祖统，禅宗最讲祖师法裔继承关系，而中国儒家没有这样的统绪。中国儒家谈“人道”，着重于人的道德实践，但缺少应有的抽象哲学理论。

——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

“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存则天理灭。”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朱熹《朱子文集》

材料三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黄宗羲在《原君》中宣称皇帝乃是“天下之大害”；顾炎武在《亭林文集》卷四中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在本质上仍是儒家的模式，但是在这一模式内部注入了时代的气息，是传统与时代、先验与经验的结合。

——黄晓军《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