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传说故事是先民们对生活的加工和艺术提炼，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历史记载是人们对过往的追忆和反思，是特定时期社会意识的体现。下表为中外古代部分传说的记载。

部分中外古代的传说故事

材料   在梁启超的历史著作《读史的方法》中记载：“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再把这个目的分段细细解释，必定要先有真事实。已经沉没了的实事，应该重新寻出，此类事实，愈古愈多，譬如，做罗马史的人，专靠书本上的记载，所以记载的事情有许多靠不住的，后来罗马发现很多古代的遗迹实物，然后罗马史的真相才能逐渐明白。有许多事实，从前人记错了，我们不特不可蛮从，而且应该改正，此类事实，古代史固然不少，近代史尤其多。有许多向来史家有不大注意的材料，我们应当特别注意它，例如，诗歌的搜集，故事的采访，可因以获得许多带历史成分的材料，前人不甚注意，现在北京大学有人在那里研究了。有许多历史上的事情，原来是一件件的分开着，看不出什么道理，若是一件件的排比起来，意义就很大了，我们研究历史，要把许多似乎很不要紧的事情联合起来，加以研究。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

——据梁启超《读史的方法》

材料   学术界普遍认为，甘薯是由东南沿海地区经湖广传入四川的。雍正十一年（1733年），首次出现了四川种植甘薯的记载。乾隆时期，川西平原上的德阳、罗江、成都等地的地方志中都出现了甘薯的记载，且认为此物“或生食，或熟食，或磨为粉，味甘适口，老少皆宜”。在川东地区江津、黔江等地，甘薯也因地方官的大力提倡，广泛种植；川南有来自福建、广东移民首种甘薯，其一家一年收获几百上千斤，即使遇到饥年也能安然度过，使本地人很为羡慕。

到了近代，甘薯种植几乎遍及全川。据四川劝业道署统计，清末全川142个厅州县中，有甘薯种植记载的就有127个，全川共载甘薯605万亩，总产量3950.6万担。据1910年三月劝业会的调查显示，在成都的外来农业陈列出的产品中，就有18个地区陈列了当地出产的品质优良的甘薯，有白红苕、红皮红苕、红心红苕、牛奶红苕等品种。民国时期，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四川地区进行了甘薯品种、栽培和贮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并从国外引进一些良种和实生苗进行鉴定。

20世纪五十年代，我国出版了甘薯增产栽培技术方面的书籍，及时总结和推广增产的经验。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水肥条件的改善、良种的推广、栽培技术的个性，甘薯的亩产量显著提高。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加速，甘薯作为多功能用途原料的作用更加凸显，新品种和新科技也不断引进，四川地区甘薯的产量和质量都有了质的飞跃。

——据张茜《甘薯在四川的传播及对四川饮食文化的影响》

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0 . 在一些文献史料中如《荀子》、《礼记》、《韩非子》，认为周公篡位称王，而且是专横篡位。《史记》中记载周公是践祚摄政。而两千年后出土的禽簋铭文记载：（成）王伐奄侯，周公谋（帮助谋划）。以上史料记载的差异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