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单独提出理性主义，但他们把理性贯穿于人文主义的整个内核，置于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用“人性”来反对神权，竭力歌颂人的价值。…提出幸福就在人间，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应当追求凡人的幸福，即爱情、财富和荣誉。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享受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材料二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在西方知识分子心中建立了自然秩序和人类天赋这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如果说自然神论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确立了一个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世界，那么同时期迅速发展的自然法学派则确立了一个依照社会契约而运行的宪政社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推向了极端，百科全书派的响亮口号就是：“把一切都拉到了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理性取代了上帝的至上地位，对一切传统的信仰和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摘编自《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理性传统》

材料   “中国蓝”并不是现代中国人的独创，据出土的珠料和管料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尚蓝”已成为贵族审美的嗜好，并成为一种祥瑞的象征。古人不畏险阻从遥远的异国他乡采购青金石作为蓝色颜料来装饰佛像，以示对信仰的虔诚。唐代的窑工们，将“波斯蓝”与中国“瓷”相融合而烧成青花瓷器，浑厚华滋。经历了两宋时期的没落，青花瓷在蒙元时期得到迅速发展。烧制元青花瓷的高铁低锰的钴土矿（“苏麻离青”）来自波斯。元朝政府于1278年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贡瓷的“浮梁瓷局”，烧制出的青花瓷颜色稳定、沉静，而且在烧制瓷器的温度、质地及装饰手法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青花瓷也因其高贵典雅的艺术水准而成为14世纪大规模对外出口商品之一。……元、清两代因信仰萨满教而崇尚天蓝色，明代统治者因信奉道教而推崇青蓝色系。几经历史淘洗，“中国蓝”终于成为华夏文化记忆和对外和平交往中繁荣发展的见证。

——摘编自邹文兵、曾璐《“中国蓝”：色彩情感与品牌视觉形象实践研究》

材料   从1907年德国建立第一个旨在主张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设计组织——德意志制造联盟起，截至目前德国已经基本建立起了涵盖主要行业与产业的标准起草组织。一战后，德国相继出台了《反对限制竞争法》《企业基本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用以规范企业的治理结构和能力，并适时进行修订。德国著名的伍尔特集团，自1945年成立以来，始终如一地生产“螺丝”这一单一产品，其产品在很多领域是不可替代的。德国鼓励技术工人移民，在德国工作的技术“工匠”，享受永久居留权。德国“工匠”培育的最主要渠道是职业教育，有近80%的年轻人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而且职业教育几乎覆盖所有职业。德国工匠勤奋、严谨、有序、热情的工作态度无不体现着宗教追求，充满着理性精神的德国哲学，渗透着德意志民族内向、深沉和善于思辨的民族品格。在工匠精神的影响下，德国在机械、钢铁、电气、化工等领域打下深厚根基，“德国制造”声名显赫。

——摘编自徐春辉《德国“工匠精神”的发展进程、基本特征与原因追溯》

材料一

隋唐时期是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扩展期，东北海疆经略是隋唐时期边疆治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治理东北地区的方式主要有军事征伐以及设置行政机构。在东北地区设置行政建制，例如唐朝于辽东地区设安东都护府。在日本海西岸涉海地区设置羁縻政权管理海疆，还有开设互市贸易的经济途径。隋唐时期对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为后世东北海疆的整体轮廓打下了基础，为东北地区留下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遗产。

——摘编自岳新超《边疆治理视角下隋唐东北海疆的拓展与经略》

材料二

辽代中央政府设置于由皇帝的翰鲁朵（宫帐）及四部落构成的行宫部落中，行宫部落无疑是其政治中心。但它作为部落组织，与草原其他部落一样，是一个庞大的畜牧生产集团。据畜牧生产周期的特点，游技部落四季总是处于迁移流动中，这不仅为了避寒暑，同时也为了保证牲畜获得足够饲料以及保持和恢复牧场的肥力。这样的生产形式使行宫部落呈现一种动态，又因主宰国家事务的朝廷也置于这个部落中，所以辽代最高权力机构亦处于同步运动之中。于是便形成了与基于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原政权截然不同的行宫政治。

——摘编自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材料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重塑政府的改革运动，将一些公共服务重新下放或返还给公民社会组织。莱斯特·萨拉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着一次‘全球结社革命’，即在市场和国家的领域之外有组织的公民行动在蓬勃兴起。”法国公民社会组织在1987年就建立了54000个，而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成立11000个。据最新估计，英国有公民社会组织275000个，其收入接近国民生产总值的5%。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调查显示，73%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政策倡导行为，59%的公民社会组织开展过游说活动。

——摘编自齐久恒《近代西方公民社会组织的历史嬗变》

材料       由于变法前的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八股及科举制度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因而在维新变法期间，变科举、废八股，改变中国传统的培养人才和选拔人才的方式成为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也幻想以改革教育为突破口，培养新型的资产阶级人才，从而达到政治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道德支柱以及理论依据的四书五经的否定。规定把西学和中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实就是对传统“中学”占统治地位的否定和挑战。通过皇帝来提倡西学，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理所当然的合理性、合法性。从此，全面学习西学成为戊戌变法后中国近代教育的主流，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如雨后春笋般地被介绍到中国。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很多知识分子从八股之学转向西学，西学的队伍得到迅速扩大。

——摘编自韩小林《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