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 60年代末,中苏之间已由意识形态的论战发展为全面的政治军事对抗。因此，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加剧引起了美国政府的严重不安。美国政府从其战略利益出发,越来越迫切需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在苏联的军事威胁下,毛泽东依据世界力量的消长变化,以敏锐的战略眼光抓住了主要矛盾。为改变中国的不利处境，争取主动,中国作出了调整对美政策的决定。实践证明,这一重要举措,对于中国外交的发展和世界局势的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此时,中国调整外交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领导人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适时地调整了外交政策,将“两个拳头打人”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一大片”外交政策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将国家利益作为其重要依据。
——摘编自郭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两次调整》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
| 西太后，真不赖 腿儿长，跑得快 长安一住把国卖 赔钱数不清 卖地好大块 |
| A．英法联军在京的暴行 | B．“东南互保”的作用 |
| C．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 | D．清末“新政”的影响 |
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汉唐时期， 中央政府根据天山南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治理新疆时都把重心放在天山南部。西汉政府治理西域后，设西域都护府及所属的副校尉、丞、司马、侯、千人等官员。唐朝治理机构比汉朝更加健全完善。州、县机构人员齐备、分工明确，下设更低一级的乡、里等基层组织。唐朝政府治理西域后，先后设立十二个县，实行都县制度。在实施规范完备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政策的同时，还制定实施了一些经济方面的政策。如在新疆东部实行郡县制度的地区，唐朝政府把在内地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法等都在这里推行。
——-摘编自李国强《历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模式的发展演变与启示》
材料二 晚清时期新疆最严重的暴乱是始于 1865年至1877年浩罕国阿古柏匯帮的野蛮入侵。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1871年沙俄军队入侵伊犁，两个月后伊犁沦陷。英国也虎视眈此，意图瓜分中国西北。左宗棠大声疾呼收复新疆势在必行，最终得到了晚清政府的支持。1876年初，左宗棠“抬棺西征”。九月，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等地被收复。阿古柏集团覆灭。1880年左宗棠挺进伊犁，对俄军形成军事威慑态势。在此背景下，清延派曾纪泽赴俄谈判，于1881年签定《伊犁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的领土主权。1884 年清延宣布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从此，新疆废除了伯克世袭制度，既减轻了农民负担，又增强了防范外国侵略势力与当地伯克相互勾结、发动分裂叛乱的能力。左宗棠还致力于改善当地的运输环境，大规模招收流散人员，开渠凿井屯田，振兴农牧蚕桑。
——摘编自邵纯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唐时期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政府出兵收复新疆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这些发明又被很快地应用到实际的生产中，并形成了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使用机器特别是瓦特的"蒸汽机"代替了原来使用风力、人力等自然性资源；机器的使用突破了原来对建造工厂的种种自然条件的限制，改变了工厂的空间布局；工厂的规模不断扩大扩展，一些大型的工厂遍布全国，生产率也不断提高。大批人口从东南乡村地区，流向新兴的西北工业城市，致使新兴的工业区人口迅速增加。
——摘编自李宏图《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环境污染和治理》
材料二 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推动、“冷战”时期的美苏空间争夺、和平条件下的激烈而广泛的国际竞争、垄断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追求等，都对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出强烈的要求：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高新科技的兴起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维护国际和平、谋求人类共同利益、确保可持续发展等世界性重大问题的出现，也对技术发展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产生了影响。上述因素只是提供了必要条件或可能性，最直接的推动力还是现代科技创新体制的确立。
—摘编自张建华主编《世界现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厂制度下英国工业生产领域出现的新变化。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技术革命兴起的背景及其影响。
材料一 “华”和“夏”是两个字，在上古时期便已开始连用，合称“华夏”。周朝时，凡是遵周礼、守礼乐的诸侯，都称“诸夏”。由于这些与周王室亲近的诸侯国大多集中在中原地区，所以当时的诸夏就是指中原地区。中原周边的地区，因文化上的异质性很强，不合于华夏礼俗，就被称为“夷狄”。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大一统”思想与华夷之辨相衔接，提出“王者爱及四夷”，即王者是天下共主，承天命教化万民，而万民也包括夷狄。
材料二 近代以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东方“天朝大国”的割地赔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上下求索：中国究竟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是否应当像日本那样效仿西方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中最先采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提出“东方民族”之说。
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1902年，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论及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正式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1905年，他叉写出《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通过对中国民族多元性和混合性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完成了“中华民族”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左鹏《从“华夷之辨”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从先秦到汉代“华夷之辨”观念的变化及呈现出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完成“中华民族”概念的革命性创造的背景。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曼彻斯特居民主食在之前土豆、面包基础上，增加了荼、蛋类、鲜肉等，粮食替代品增多，农业劳动力加快了向畜牧业的转变。在发展中，由于环境保护观念不强，造成土地污染，影响了土地的生产能力。与英国大趋势相同，该地对国外粮食市场的依赖性显著增强，但其粮食供应和分配体系的组织性却比不上伦敦等大城市。同时，20多年的英法战争，法国长期经济封锁，切断了英国从国外进口粮食的主要来源。这些因素使曼彻斯粮食供应问题凸显，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和骚乱。鉴于此，政府在曼彻斯特修筑了多条运河和铁路，方便了粮食供应；19世纪30年代该地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导致《谷物法》于1846年废除，迎来了英国自由贸易的时代。曼彻斯特粮食供应问题得以缓解。
——摘编自贾情《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粮食供应问题研究——以曼彻斯特为例》
材料二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一些不法粮商操纵粮食市场，使上海米市从6月中旬起价格大涨。于是，中央委派陈云到上海开展一场保卫新生政权的经济战。在陈云指挥下中央财委和上海市政府从江苏、浙江等地收购大米，调运到上海。同时，国营粮食公司在市场实行有计划的批发抛售，在零售环节，对工厂、学校等办理直接供应和重点配售，使全市六分之一的人口能以低于市场批发的价格买到粮食。同时，工商管理部门对市场各项制度作重大改革，如规定中途退市后不得再进场交易，以割断粮食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联系避免相互哄抬价格等。这些措施很快收到了实际效果。另外，为打击私商投机哄抬，国营粮食公司连续降低售价，大量抛货，迫使私商以低于市场价亏本售出粮食。1950年，上海市政府又成立新的上海市米业市场，交易秩序大为好转，粮价平稳下来。这是新中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摘编自贺涛《上海解放之初的“米粮大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曼彻斯特粮食问题产生的背景及其解决带来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建国初上海解决粮食问题呈现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中，选择任一理论或实践实例来评析材料中梁漱溟的观点。（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述充分，表达清晰）材料一 1952年，毛泽东首次出京就到黄河视察，并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周恩来对黄河的事情“亲自挂帅”，多次主持会议研究治理黄河的重大问题。根据黄河自身的特点和新中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中共中央治黄方针的指导下，提出了“兴利除害，分步治理”的治黄指导思想。从1950年春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治理黄河的两个阶段工作，有目的、有步骤地对黄河流域进行从治标到治本的综合治理，遏制了黄河水患。1954年3月，黄河下游春季修堤工程全面开工。河南、山东两省各工段上堤的民工共达五万多人，许多包工队都重新整顿劳动组织，并积极改进工具，推行先进工作法，使工程质量和工作效率都有提高。1954年黄河顺利地渡过了八次大汛，此后治黄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编制了黄河流域规划，开启了全面的治本工作。
——据郭书林《从治标到治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黄河治理》
材料二 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伴随着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工业和城市用水需求急剧增长。黄河治理围绕除害兴利，水利建设进一步提速。以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等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关心黄河的治理开发以及水资源利用等问题，不断推进黄河治理的科学化及制度化。1989年11月，“引黄济青”工程竣工，青岛市用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20世纪80年代，黄河大堤得到重新修缮。从1978年开始，国家陆续开始在黄河干流及主要支流设立水质监测站、加快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的立法保护等工作。21世纪初，黄河断流以及黄河受纳的污染物量已超出自身水环境承载能力，水污染加剧、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日益凸显。为此，黄河流域的治理“从以往以水质监测为主向以监督管理为主转变”“从以往比较注重微观管理向注重流域层面宏观管理转变”。此后，通过调水调沙、生态补水等一系列综合措施，至2012年，黄河流域的水质总体恶化趋势初步得到遏制，水资源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不断深入，其中重要生态敏感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黄河断流也未再出现。
——《新中国黄河治理的成就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治理黄河的特点及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与新中国初期黄河治理的不同点及背景。
材料一 1925年，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阐述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要把俄国“从农业国变成能自力生产必需的装备的工业国。”他认为，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为了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附庸，必须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即把苏联建设成一个不仅能生产一般消费品，而且能生产各种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解决的办法是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的办法快速发展经济。具体讲，一是用计划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一是用行政办法扩大内部的资金积累。1929年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和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批准了“五年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鼓舞下，苏联人民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
——摘编自崔连仲《世界通史》
材料二 1920—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几乎增长了50%；按全国人口平均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加到693美元。但是，全国收入集中在有产者手里，占总人口1%的人口平均的年收入，同时期里从7492美元增加到13114美元，约提高75%。广大人民群众的购买力没有很多提高。即将离职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在1928年12月致国会的咨文中说：“全国可以满意地看看现在，乐观地展望将来。”
——摘编自李纯武、严志梁《简明世界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实施国家工业化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与苏联工业发展状况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