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一：   儒家倡导“民安国稳”。中国历来重视传染病的防治。秦汉十分注重用法律来控制传染病，用药物防治。秦律规定，凡麻风病人都要送往“疠迁所”隔离起来。东汉时的《神农本草经》提到了用药物防治传染。从魏晋到隋唐时期，疫情发生后，一些官员采取赠药和在交通要道上晓谕药方的办法来加以控制。

最重视防疫和治疫的莫过于两宋。朝廷大量修订、编撰和印行医书。由政府出面整理和推广医书和药方，倡导戴口罩，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惊人的创举。

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疫情也比较重视。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

毕竟种种限制，古代防疫控疫的效果远不如近现代，灾难得不到有效遏制。

材料二：   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中国人民也曾饱受传染病的痛苦，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却，而是从一次次的疫情防控中积累经验，提高了整体健康水平。

1910年东北鼠疫的流行对中国现代医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促进中国初步建立了现代防疫体系，奠定了中国公共卫生的基础。当时有个著名的中国医学家伍连德，采取了推广口罩使用、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患者、集中火化鼠疫患者尸体等多种防治措施，在短短的4个月就成功控制住了本次暴发的鼠疫。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上面取得了很多重大成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毛泽东主席的倡导之下，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有效控制了鼠疫等突发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切实改善了群众的健康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加强医疗队伍建设，改进医疗设备，特别是开发疫苗。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之下，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专家发明了疫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抗疫成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享受着现代医学和国家英明决策的成果。

——以上材料摘自《中国防疫简史》

材料一   《法国民法典》的出台，绝非一人的功过得失，它是整个资产阶级所取得的法律成就，而法国大革命吹响了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时代号角。可以说，《法国民法典》以法国大革命为“催化剂”，而又成为保卫法国革命成果的“权利书”。《法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民法发展史上独一无二、它推动了大陆国家以至世界各国的法典化运动。它的成就之一正是其通俗易懂的语言，另一功绩是它的理性色彩，尤其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是确立了财产法方面的诸多原理原则。众所周知，近代民法三项基石性的原则——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原则，是《法国民法典》对于人类法律史的伟大贡献，值得大书特书。

——摘编自张洪波《〈法国民法典〉：世界民法典的先驱与垂范》

材料二   如果从历史维度观察，我国民法发展与社会及法制建设是基本同步的，从清末改制开始，到北洋政府，再到南京政府皆为对同一未竟事业的延续。然而，国家取得独立后，民法起草作业曾经几次启动，但又随之几次中断。迄至改革开放，法制建设才又被提上了日程。改革伊始，长期计划经济的束缚，引发了一场有关经济法和民法调整对象的激烈论争，后来分别有了1981年的《经济合同法》和1986年的《民法通则》。从立法进程而言，确乎可以认为《民法通则》在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民法的崛起。在这一进程中，学者的努力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真正推动民法发展的力量“从根本上讲，是迅猛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之社会实践本身”。

——摘编自辜明安《反思与展望：改革以来中国民法发展刍议》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五号主席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