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民法，编纂民法典之议始于19世纪末。1902年光绪帝下诏参酌外国法律，改订律例。1908年始编纂民法典，引进了西方民法典的立法理念和编纂方法，于1910年完成《大清民律草案》，但未及正式施行。

——摘编自《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

材料二   1954—1956年，新中国着手起草第一部《民法典草案》。此后，由于发生“整风”“反右”等政治运动，民法典起草工作被迫中断。1962—1964年，虽完成《民法典草案（试拟稿）》，但因“四清运动”而中断。以上只是表面原因，关键原因则是不具备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

——摘编自梁慧星《制定民法典的设想》等

材料三   1979年，我国第三次起草民法典，但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条件还不具备。1985年，随着改革开放日益深入，民事生活越来越活跃，客观上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全面调整各种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于是1986年颁布民法通则。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随后，与之相适应的担保法、合同法等单行法相继制定。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民法典的起草加快。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并提出争取2020年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摘编自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等

材料四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十五号主席令》

材料一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周边的陆地邻国大多数是刚赢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他们对选择了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普遍存在疑惧……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一天地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被顺利地解决的。

——摘编自齐鹏飞、李葆珍《新中国外交简史》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