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愈与乾嘉学人在对待先秦儒学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大流士为了便于调遣军队，传达政令，除了利用赫梯、亚述原有的驿道外，又修筑了许多新的驿道。驿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附设旅馆，随时都有信差备马以待。从苏萨到小亚爱斐斯的“御道”，全程2400公里，每20公里设一驿站。苏萨发出的命令和文件，站站相传，日夜不停，7天即可到达终点。另一条重要干线起自巴比伦城，横贯伊朗高原，东达大夏和印度边境。
——摘编自谢玉珊、徐虎《大流士一世改革与波斯帝国的全盛》
材料三 清政府在东北、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新设了若干邮驿机构，建成稠密的通信邮驿网。到光绪年间，驿务萧条，甚至还有不法官吏，进行勒索，导致邮务不能正常进行。冯桂芬专门写了一篇《裁驿站议》，大声疾呼：“国家以有限之帑（收藏钱财府库）项，既饱县官私囊，复递无足轻重之例信，亦何贵此驿站为乎？”主张取消驿站，改设近代邮政，既利于官，又便于民。在形势的逼迫下，清政府于1896年始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摘编自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修建驿路系统的共同作用。(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冯桂芬对古代驿路系统的看法。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材料一：西周、春秋时期，社会上层即贵族层、统治者层皆按宗法制组成父家长制集体大家庭。这种大家庭是一个血缘亲属关系复杂、人数众多、组织庞大的宗族集团。……虽然在宗族组织中，有时又分成若干分支家庭，甚至小家庭，但这些个别家庭在社会与政治、经济活动中均不具有独立性格，而是被埋没在宗族体系之中。
——摘编自张金光《商鞅变法后秦的家庭制度》
材料二：孟子主张的家庭成员行为准则是仁、礼、义、慈、孝、敬。“仁”就是要孝敬父母、关心他人；“义”就是要尊敬兄长；“礼”就是要谦让；“慈”是长辈对晚辈要慈爱；“孝”和“敬”则是晚辈必须履行的对长辈的尊敬和赡养等义务。孟子认为处理好父母兄弟的关系不仅能使家庭和睦，还能影响政治。
材料三：秦汉时期，产生于春秋战国的那些家庭历史特质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整合和普遍化，成为两千年中持续保持的强国传统。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夫妇同一个已婚子女组成的直系家庭，成为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家庭形式。
——摘自张国刚《中国家庭史》
(1)据材料一概括西周、春秋时期家庭的主要特点。(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孟子的家庭教育观。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西方传统观点认为，公元1500年前后是欧洲历史的分水岭，此时欧洲告别中世纪，进入现代。
材料二 20世纪后期，有学者提出，公元1500年前后这一时段固然重要，但还不能称之为欧洲历史的分水岭，因为此时欧洲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并无本质变化。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世纪中后期，此后历史才真正步入现代，分水岭才真正出现。
历史发展往往是一个延续与变迁交织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结合15—18世纪欧洲历史的重大史实，评析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材兴盛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建国后国家统一编订中小学教材的意义。
材料一 当时许多领导人都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是一种退却，以拯救苏维埃政权。正如列宁所强调，我们向作为商人的农民作了让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作了让步。就整体而言，新经济政策确实是由军事共产主义向后退却，用当时的说法，由直接进攻改为迂回。但是，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对当时的苏俄来说，首要的任务应当是全力抓经济，为落后的俄国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条件。
——摘编自郑异凡《对新经济政策的不同诠释及其命运》
材料二 二三十年代，斯大林通过高速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苏联的经济赶上和超过了除美国外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大国的工业产值序列中，从第六位跃居第二位。……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全国四个主要工业区全部集中于俄国的欧洲部分，而在俄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阔的亚洲地区，则大部分是落后的农业区域或沙俄宗主国的殖民经济区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便于控制和调整宏观经济比例，对有计划地开发和建设苏联东部地区，改变不合理工业布局起到重要作用。
——摘编自曹廷清《斯大林模式的终结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俄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背景，并指出新经济政策向农民 “让步”的具体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斯大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