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 材料     一战结束后，克里孟校决心把德国“打回1870年”，提出了许多非常过分的要求，诸如要在法德之间建立一个“莱茵共和国”事实上肢解德国等等。虽然他的提议未获美、英赞同，但《凡尔赛和约》对德仍非常严苛．1919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提出对德国过于苛刻，超过其赔偿能力的要求，最终会导致德国的复仇。他的观点，当时无人重视，但后来的历史，被他不幸言中。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二三十年代长期驻往西欧，他多次参加德国纳粹在缭绕着浓浓劣质烟味的啤酒馆、咖啡馆的聚会，发现许多激烈的发言者都是工人，他痛心地看到，在纳粹的选票中，工人选票占了相当大一部分。中国学者盛成在回忆录记述1934年他到德国柏林开会，70多岁的房东老太太晚上熄了灯，点了一支蜡烛说：“我这是为希特勒点的，现在没有人来救我们，只有他是个救星。”

-----据雷颐《两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教训》

8 . 材料：秦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崇武尚战、重功利、轻伦理、宗法现念相对淡薄、重实地、求数量、贪大尚多等文化特征，在商鞅交法中都有所体现。他的垦草、徕民、耕战等令，其近期效应立竿见影。为了以实际工作效果来考察奖罚各规官吏，商鞅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和法规，建立了比校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如人口的登记、国有资产的逐一登记、军功的登记、立动行费、有罪处罚的标准等。

秦国改革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各请侯国。商鞅交法把秦国完全纳入了体制上的君主专制、政治上的军国主义、思想上法家独尊的道，这种机制在商鞅死后一直延续，不可逆转，为秦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据王绍东《商鞅变法成功原因的再探析》

材料 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百年”，学术界对其具体时限现点不一，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认为是指20世纪的百年和21世纪的百年；第二种，认为是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本世纪中叶的百年，即从1945年到2050年左右；第三种，认为是指本世纪的一百年，即整个21世纪；第四种，认为是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第五种，认为应以17世纪人类逐渐进入机械化社会和18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来看待这一问题，并据此提出“百年”的时间起止应为过去的“300年”或是“400年”。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看法在学术界更具代表性和影响力。这种观点认为，“百年”其实只是一种时间上的泛指，并非指某个具体时间（例如“一百年”），而是泛指一个较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至少是近百年以上，也可能是几百年。有学者就谈到百年“可以是从1500年新航路开辟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500多年了”。

-据董振瑞《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百年未有之大交局”研究述评》等

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