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农业逐渐走下坡路，危机不断凸显。1900年，美国1/3的耕地是为数以百万计的马匹和骡子生产饲料的，但随着汽车取代这些牲畜，越来越多的耕地用于生产粮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粮食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一种假象，但到20世纪20年代，粮食供应激增，而农村的收入却因农产品供过于求而大幅下降。1921-1929年农产品价格指数较1920年下降了35%，农业赋税却占农民纯收入的30%以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银行金融机构，利用贷款剥削农民和农场，1930年负债农场从1920年的37%扩大至42%。1929年，美国农业生产率较1913年提高了26%，机械设备减少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但食品价格随着利润的减少而下降，小农无法支付新设备的成本。更加不幸的是，大萧条期间，美国一些地区气候异常，干旱持续了很多年，沙尘暴增多。一位露宿街头的农民说道：“1927年我种植棉花赚了7000美元，1931年失去了所有，1932年开始流浪。”

——摘编自孙树强《伯南克的“圣杯”：19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背景及诱因》

材料二   民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下降，大大低于清代平均水平。1926-1937年总平均，农业收成只相当于丰年的64.4%。1931—1935年，我国农村出现了一场深刻的农业危机，农业生产萎缩，耕地大量荒芜。这一时期，中国农产品输出贸易总指数逐年下降，1935年比1929年下降一半。而1934年农产品价格总指数比1930年下降28%。随着西方剩余农产品和工业品源源流入，现银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海外，到1933年，全国农户大半处于负债之中，农民大批死亡。由于大众购买力萎缩，国内市场缩小，使完全依赖国内市场的民族工业如棉纺织业破产。……面对严重的危机，许多省份征收田赋不得而归，为此一些省份还征收各种杂税和提高税率。财政当局还实行新进口税则，降低税率，推动进口品汇价倾销。而此时中国共产党直面农村突出问题并开展土地革命，通过农民运动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对中国农村展开了全面改造。

——摘编自符长泉《三十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等

材料一   18世纪末，英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需要扩大帝国版图，以满足工业发展对原料和市场的需求，输出资本和转移社会矛盾。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使英国能以新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进行扩张。亚当·斯密在著名的《国富论》一书中便提出了自由贸易理论。这一 理论后来为大卫·李嘉图继承和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大力推崇这种新的帝国观念，主张抛弃重商主     义、推广自由贸易，但认为殖民地是缓和社会矛盾的必然选择。1820年伦敦商业资产阶级向国会递交一份由著名经济学家图克起草的请愿书，呼吁实行自由贸易。此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爱丁堡等城市也提出了类似请愿书。19世纪上半期，随着自由贸易改革运动的胜利，“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     论被英国政治家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自由贸易与殖民占领一起成为了英帝国扩张和管理的基本原则。19世纪中后期以来，纺织业虽然仍为英国的支柱工业，但其发展滞缓；而重工业产品的出口以猛烈的势头发展。二战后，英国、法国特别是美国在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平等的旗号下，推行新殖民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大肆进行经济与文化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经验。

——摘编自卢玲玲《近代英国“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形成及影响》

材料二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此后，截至2022年底，全国先后共设立了 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协调、陆海统筹的开放新态势。21个自贸试验区累计共有28个建设方案，总计推出了3400多项改革试点任务。在总体任务和目标基本一致的前提下， 各自贸区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特点，在改革试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涉及国家   安全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问题时，我国一直坚决守住安全底线，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据统   计，占全国国土面积不到千分之四的自贸区(港),2021年实现进出口额6.8万亿元，同比增长 29.5%,比全国高8.1个百分点，贡献了全国进出口额的17.3%。中国海关总署根据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改革经验，从2017年开始就在全国海关普遍推行自贸区创造的“单一贸易窗口”的做法，并提出   全国各地海关都要压缩货物通关时间的1/3,而各自贸试验区通关效率平均提高约40%。我国对外 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在过去十年由10个增长到19个，增长了近1倍。2014年，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   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推动了21个成员国达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 图》。2016年，G20 杭州峰会推动达成《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为2017年世贸组织发起投资便利   化倡议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裴长洪《我国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周年：基本经验和提升战略》

材料一

材料二   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汉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比如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然而这种不合理现象也不能长期维持，所以明清以后又渐渐使行政区划和地理区域趋向一-致。

一一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

材料一   1839年，林则徐赴任广州主持禁烟，途中便派人“先赴海口代访夷情”。至广州后，他又组织有关人士编译《澳门新闻纸》，借以采访夷情。经过调查，林则徐认为禁烟重点应是杜绝鸦片来源，便要求外国鸦片贩子于三日内缴交所有鸦片，并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同时，他还意识到“内地兴贩已久，囤积之家定必不少”，于是颁布法令规定：“所有内地民人贩鸦片、开烟馆立即正法，吸食者亦议死罪。”鉴于广州官僚机构的腐化，林则徐还倡导民间组织“绅士公局”，以宣传禁烟及收缴鸦片，并规定“倘有客商违例夹带吸食，许该船户前赴沿途地方官密行首禀”。

——摘编自李桂屏《试析林则徐禁烟斗争的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美法诸国逐渐同意禁向中国出口鸦片。1909年，各国在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毒禁毒的序幕。与此同时，甲午战争后中国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不先禁烟，即开矿亦无用也，即练兵亦无裨也”，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禁烟和批评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国外华文报刊也指出吸食鸦片是民族衰落的主要原因，呼吁华人同胞禁吸鸦片。在当时社会，不仅舆论要求禁烟，国内外禁烟组织活动也相继开展。如在维新变法期间，徐勤等在多地成立戒鸦片烟总会，不仅配制戒烟药丸，还编写、印刷戒烟歌等传示各地。一些乡约民规中也顺应潮流，加入了自禁鸦片、稽查烟馆等内容。至1910年，由资政院议员及学绅界人士组成的中国国民禁烟会在北京成立，并在各地积极协商设立禁烟分会。至此，清末民间禁烟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摘编自于海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间禁烟运动》

材料一   我国从有文字以来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阅读系统。这个阅读系统以科举入仕系统中的士大夫阶层为主体，在阅读内容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导（如《四书五经》），遵照特定的阅读秩序和行为规范进行阅读。通过阅读，能将所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小到能作为谋生的本领，大到能够治国、平天下。所以读书人应该阅读有用的东西，“读以致用”。由此形成了一系列的阅读文化和传统，深刻影响着人们安身立命、做人处世、理想抱负的方方面面。

——摘编自许欢《中国古代传统阅读模式研究》

材料二   耕读模式是由两个行为组成，也是由两个阶层实践，因而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是自上而下的，士大夫不以耕种为耻，读书之余经营农业；二是自下而上的，农民不以读书为无用、不可能，耕作之余亲自或督导子弟读书。在文化普及、科举制发展的背景下，宋代社会中耕读已成为普遍现象。耕读文化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宋以来的古代后期意识形态和生产领域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遍及农家的对联“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就表明耕读文化普及和深入人心的程度。

——摘编自程民生《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

材料一 十月革命后，如何在俄国组织和建设社会主义，摆在了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面前。列宁对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环境中被迫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却被视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有效途径，这与列宁的直接过渡思想有着密切关系。1921年，苏俄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说明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终结和列宁思想的根本转变，表明建设社会主义不是教条的和一成不变的。

——摘编自宋才发《论列宁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嬗变》

材料二 列宁主导下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相隔数十载，但其实质都是通过市场经济道路建设社会主义，两者路径相似而结果殊异。列宁坦率地承认：“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无独有偶，中国在“文革”后也面临着严重困难。两国领导人都在困难中敢于实践，列宁写道“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始于农村，后来迅速出现了一个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俄共领袖中，多数人并非把新经济政策视为要长期坚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举措。与苏联的情形不同，中国在改革中虽经曲折，但中共几代领导核心坚持改革的方向和决心从不曾动摇过，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摘编自赵大兴《同途殊归——苏联新经济政策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成败原因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