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恢复是中国打破遏制、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一步。这表明，世界各国已经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社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提高，在国际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为日后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政治基础。重返联合国后，中国一直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积极致力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推动联合国改革，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

——摘编自高秀清《在中国重返联合国历程中美日等国所实施的阻挠策略浅议》等

材料二   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将坚定以维护核心利益为使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积极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同各国友好合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使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广，新朋友越来越多，老朋友越来越铁。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贡献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充分发挥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

——摘编自高杨《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材料一   1871年后，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更加迅速。德国在教育和科研方面注重与生产实践的结合，重视发明创造。在世纪之交，德国已具备欧洲最先进科研水平。同时，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和对教育的大力投入也推动了专利的发明。在1870-1914年间，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支出就增长了10倍，创办了许多大学和技术学院。这些学生在毕业后都走进了工业企业、研究机构和研发部门。与此同时，德国科学家们时刻关注着大西洋彼岸美国的发展，并注重学习创新美国的发展理念和生产方法。从1867-1914年，德国工业总量增长了8倍。在1913年，德国工业生产总量仅次于美国。

——摘编自杨鑫、徐继承《工业化时期德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

材料二   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苏联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重重包围和战争逼近的条件下独自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存活下来，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足够强大的经济和国防，不然就会被吃掉。这种紧迫感，使得苏维埃政权必须把最高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高度集权的行政手段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以最快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

——摘编自范良河《浅议斯大林模式》

材料一   英国议会是国民的代议机关，拥有立法、组织、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权。从法律角度讲，英王是权力最大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其活动是属礼仪性的，只是形式上履行批准手续。英国首相本人首先是由选民选出的下议院议员，然后经本党议会党团选举成为政党的领袖，如果他领导的党在大选中获胜，他就能被女王任命为首相，因此，政府首脑既控制内阁又控制议会。而美国总统由选举产生，是多种角色的领袖——国家元首、党的领袖、武装部队总司令、政府首脑和主要的立法创始人。总统的产生是先由各选区选民选举“选举人团”，再由“选举人团”选出总统，总统选拔的政府人员，需由参议院批准，但总统所领导的党不一定在参众两院成为多数党。

——摘编自董海岭《浅议英美两国议会与政体的区别》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依据各地选举条例规定，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抗日与民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以及国民党人士，均享有同等的权利，既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参加各级权力机关参议会的选举，又都有被选为人民代表参议员和公职人员的权利。所有选民不受性别、职业、财产等限制，各级参议会名额和人民代表的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数为基础，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等。在陕甘宁边区，相比于土地革命时期，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一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即自下而上，全部实行直接选举。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选举制度，使人民群众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参政热情，创造出人民当家作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治局面。同时，影响与推动了全国特别是战后的民主运动，具有新中国雏形的政治意义。

——摘编自丁俊萍《论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一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并不走严肃呆板的崇拜符号，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结婚生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会高兴，会悲伤，会自私，会嫉妒，他们也有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简而言之，他们是被希腊人神化后的凡人。所以美神阿芙罗蒂德虽残缺了双臂(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仍然以神的姿态感染和震撼了无数的人。神性与人性赋予了石块以蒸腾不止的生气。她使人们了解到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摘编自齐宇飞《从古希腊雕塑艺术看希腊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十八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猛烈的政治革命的性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