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材料一   唐朝建立以后，陆上设置驿道，贯通全国各地，驿道沿途设置驿站，全国共设有1639个，接待过往的使者和官吏。主要的驿道有：从长安经太原，往东至幽州，往西可至回纥道；从长安经洛阳，可接渤海道、幽州、扬州；从长安经兰州，接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成都，可以到南诏；从长安往南经襄阳、长沙，接广州。水路交通方面，各主要河流都可通航，“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大运河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德宗时大运河因藩镇叛乱被阻断，东南漕运不通，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年），江南漕米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吾父子得生矣。”

——摘编自韩时勉《关于<唐朝国内外的主要交通路线>图》

材料二   1919年，孙中山著成《实业计划》，其中交通建设论述最为详细。他说：“苟无铁路，传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孙中山设想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二十万里，组成中央、东南、东北、西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构成一个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网。同时，把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连在一起，组成以北方、东方、南方三个世界大港为主要布局的水运系统，深浚内陆河流，使水运遍布江河两岸，并使整个水运与铁路系统相配套。

——摘编自张汉静、邢润川《论孙中山交通建设的科学构想》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铁路总里程仅2.2万公里；公路里程仅8.1万公里，没有一条高速公路民航航线只有12条。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在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交通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步入发展快车道。截至2020年末，全国铁路运营里程14.6万公里，高铁运营里程3.8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2/3；全国公路总里程519.8万公里，高速公路达到16.1万公里，稳居世界之首；全国定期航班航线总条数超过5千条；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592个，位居世界首位。

——摘编自《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交通基建取得举世瞩目成就（2021.6.15《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