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论及科举制：“（隋创进士科之后）历代踵行，时加修正，以迄于明清，防闲之法益密，取人之道益公。”1910年，梁启超说“科举非恶制也”，“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1912年，孙中山在《临时政府公报》第24号中提及考试的重要意义：“任官授职，必赖贤能，尚公去私，厥惟考试。”孙中山的观点导致了后来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实际上是科举制的复活。

材料二   高考的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其基本立场应立足于服务普通高等学校的人才选拔。……1997年，为纪念恢复高考20周年，《人民日报》有这样一句评价：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高考的社会作用远远超出了考试、招生、教育；1977年高考恢复的不仅仅是一项考试，更是知识的价值、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社会流动的渠道、社会的公平。

——于涵：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内容改革评述

材料一   古希腊人的“自由”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在征服自然之后，如何在城邦生活中追求自由成了希腊人的关注点。在雅典，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应运而生。改革后的雅典公民更珍视自由，宁愿“在民主制度下受贫困，也比在贵族专权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幸福好”。此外由于氏族血缘关系逐步消亡，个人需通过努力，方能获得幸福。这种变化又使雅典人认识到个体存在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与主观判断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能“自由地思考这个世界，而不受外界权力的影响来追求真理”。这样的自由，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就开始大胆地表达了。

——易兰《古希腊人的自由观念》

材料二   就总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社会，“自由”是被从否定意义上来理解和定位的，即一种与正统思想和正式制度相反的个体态度或行为，具有较强的贬义色彩。这导致了传统自由思想的内向化发展，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心性自由思想，即一个人在人际之外、规矩之外、制度之外的自在自得。胡适认为，这种“自由”只能达到内心的自我安慰，而始终没有认识到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所以和现代自由所强调的权利、机会与能力的统一相比，心性自由是一种束缚的、空想的、形式的自由。

——寇东亮《中国传统自由概念与心性自由的思想辩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