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09年，大型史料丛书《民国史料丛刊》在克服重重困难后正式出版发行。下表内容是《民国史料丛刊》中收编的部分史料及学者对其价值的推断。

——摘编自孙燕京《史料与史学研究——〈民国史料丛刊〉的价值及其应用》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材料   因为《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使马可·波罗也成为世界第一号游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乃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关于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有不少不靠谱的记载，如元代北京城墙是被涂成白色的，他甚至说宫廷的窗户中使用了玻璃，更是有些匪夷所思。马可·波罗自称在中国生活了17年，还“管理”了扬州3年，但在他的游记中，关于中国的地名多是突厥语音译。另一方面，书中所记载的大量的蒙元时代的历史大都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到对应。如元代的政治制度是行省制，驿站制和漕运制是元代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这三种制度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它是第一部全面、深入介绍中国的游记。马可·波罗的时代正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前夜，意大利所倡导的文艺复兴在本质上是对世界的发现和对人的发现，对世俗生活的渴望，对财富的迷恋，对爱情的追求……而《马可·波罗游记》满足了意大利人所有这些冲动。《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和接受……它的影响史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集体想象物”。

——摘编自张西平《〈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文化的西传》等

材料   刘知几（661—721年），字子玄，徐州彭城人，唐代史学家。生于名门.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曾任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由于当时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颇不得志，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710年，《史通》撰成，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载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他提出史学家须兼备才、学、识三长，尤重史识，强调直笔；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史学史研究、史学批评学的基础，成为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还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成为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后代史家无不从《史通》中受到教益，汲取营养。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