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遣使来华，清朝皇帝的回信）尔国距中华过远，遣使远涉，良非易事；且来使于中国礼仪不能谙习，重劳唇舌，非所乐闻。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尔国王其辑和尔人民，慎固尔疆土，无间远迩，朕实嘉之。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清仁宗实录》
材料二 以下是英国使臣给乾隆皇帝祝寿的“礼单"和中国回赠给英国的“礼单”。英国礼单：天体运行仪和望远镜；座钟一架；天体仪；地球仪；奇巧椅子一对（能随意转动）；毛瑟枪、连珠枪、铜炮，榴弹炮数门；军舰模型；以及英国的土特产若干。中国礼单：珐琅、珍宝、玉器、漆器、花缎、画册、鼻烟壶、扇、签、普洱茶48团、茶膏9匣和各色食品等。
——摘编自《1793年乾隆英使觐见记》
材料三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选自林则徐谪戍伊犁途中致友人的信函
(1)阅读材料一，指出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中国皇帝回信与英方要求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2)材料二中“两张礼单”中的礼品有什么特点？从中可以看出中英两个国家有怎样的不同。
(3)根据材料三，指出林则徐的信关注到什么问题。以此为视角，结合学所阐述林则徐、魏源揭开“向西方学习以教亡图存”的序幕。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基层治理上继承了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是基层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通过发动群众，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学校教育、卫生运动等。
——摘编自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 1963年 | 根据毛泽东的设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
| 1987年 |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建议和意见，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
| 1997年 | 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具体化，进一步提出“新三步走”战略 |
| 2012年 | 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发出了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时代号召 |
| 2017年 | 党的十九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对“两个一百年”进一步细化，作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 |
——摘编自刘志新《百年党史关键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三步走”发展战略提出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党十三大以来“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施特点。
材料 1948年，东北大部分地区获得了解放，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同志认识到加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他主张应“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公营企业为骨干，领导私营工商业，发展合作社事业”。为此，他特别强调要“严格区别地主的封建性财产和民族工商业者的资本主义财产”，对于前者应采取“没收后分配给农民”的政策，而对于城市中的工商业，则应采取“保护的政策，确保私营企业主的合法经营权”，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持革命战争”的目的。王稼祥提出的城市施政纲领还涉及到政权民主化工作、科学教育工作、文化创新工作、环境保护工作、城市房屋工作等诸多领域，由于城市改革面临的问题比较复杂，他认为“必须有周密计划，慎重步骤与妥善办法”，才能使城市“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旧城市变化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城市”。
——摘编自徐泽浩《王稼祥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稼祥城市工作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王稼祥城市工作思想的贡献。
材料一 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源于胡商组成商队进行的长途贩运。当时的商品并不是一次性从中亚直接贩易到中原的，而是要经过商队几次倒手才能贩易到中原地区。《周书•吐谷浑传》记载吐谷浑使团通使北齐“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运行，要经过很多不同统治者的势力范围，就必须有熟悉当地风俗、自然环境的本土人士加入。粟特商人的足迹遍布丝路沿线的重要城镇。粟特人在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同时，也传播语言、艺术、技艺和宗教。
材料二 据官方统计，1500—1650年间，从美洲流入欧洲的金存量和银存量分别增加了大约5%和50%，数值之大令人惊叹。在哥伦布第二次航行中，“他组成一支有17艘帆船，1200多名船员的庞大船队，其中有工匠和农夫。船队备齐武器、食品与印第安人交换的小物件外，还载着采矿机械、炸药、农具，还运去了农作物和家禽”。贡税制是哥伦布建立的一套奴役印第安人的制度，规定：“年满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每人每三个月要缴纳一个鹰脚铃那么多的金砂（约等于2/3盎司），或缴纳25磅棉纱或相当的棉布，作为捐税和贡物。完成任务的则挂一个铜牌。否则就要处死。”
材料三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对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而言，还应遵循包容原则。“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强制或强迫，是十分不利于文明之间的和平发展与和谐共生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的活动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哥伦布交流”带来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文明交流的原则。
材料一 武汉地区的相关建制始于西汉，初为江夏郡沙羡县地。东汉末年，荆州牧刘表设置江夏太守，将郡治设在位于今汉阳龟山的“却月城”中，“却月城”遂成为武汉市区内的最早城堡。223年，东吴孙权在武昌蛇山修筑夏口城，同时在城内黄鹄矶上修筑瞭望塔，取名黄鹤楼。唐时江夏（武昌）和汉阳分别升为鄂州和沔州州治，成为长江沿岸的商业重镇。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汉口因水流平缓、易于船舶停靠，而一跃成为货物集散的商业重镇。明末清初，汉口已是商贾云集，舟楫如织，货物山积，有“货到汉口活”的美誉。“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汉口镇以其高度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与朱仙镇、景德镇、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19世纪初，作为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会馆数量最多时达200多所。叶调元竹枝词云：“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摘编自《武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通览》
材料二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老汉口镇的下游沿长江先后开辟了汉口英租界、汉口德租界、汉口俄租界、汉口法租界和汉口日租界五国租界，这些租界独立于中国政府管辖之外，在界内分别设置工部局、巡捕房、领事法院等迥异于中国政治体制的管理机构。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昌，宣布脱离清朝，成立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清末民初，汉口这一个城市的对外贸易就占全国外贸总量的10%，仅次于上海。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写道“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近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决心把上海建成东方纽约、把汉口建成东方芝加哥。1926年国民政府攻下汉口，1927年把武昌、汉口、汉阳合并称为武汉，并且迁都武汉，作为直辖市，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直辖市。
——摘编自陈刚《近代汉口社会转型与住居形态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武汉地区城镇发展演变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近代武汉城市化进程不同于古代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的史学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资治通鉴》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伟大历史学家应具有的优秀品质。
材料一 士绅阶层源远流长，但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明清士绅阶层鼓舞民众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修建农业灌溉设施；带领乡民开山架桥，修建道路，并定期修整维护道路；躬体力行，传授经典，传播传统道德信条。每逢粮食歉收、灾荒年份、乡民生活窘困之时，士绅阶层筹资筹粮，开设粥棚，赈济乡民。士绅阶层带领乡村民众制定乡规民俗，对地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士绅阶层有时候还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无情地剥削乡里民众，强迫民众为其劳动服务。在调解处理乡民诉讼纠纷时，士绅阶层有时也会因为收受贿赂，导致调解判罚的偏颇。
——摘编自李富豪、罗运胜《论明清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当今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2021年9月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并分析其不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乡村振兴的认识。
材料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将活动在湘、赣、闽等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在认识到“初期发展阶段干部缺乏是一般规律”的情况下，依靠外来干部是当时开展工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与群众的联系不够"，扎不下根……1941年7月，随着日伪军对苏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新四军所处环境愈渐困难，"在牺牲与被捕的人中，外来干部占极大多数"。为此，中共华中局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第一号指示——干部工作原则》，积极推进干部地方化工作。主要措施有：整党，建立干部人事档案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审查；建立系统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地方干部的培养与教育；积极探索培养地方干部的制度和方法；建立保障制度，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地方化，是中共探索干部工作的有益尝试，为改善当地干群关系，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侯竹青《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