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一般来说，三线建设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到70年代中期，以战备为目的、以国防经济建设为中心所进行的大规模工业、交通等基本建设。三线建设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到1980年年底，国家在三线地区建成了868个企业和研究机构，生产能力约占全国的一半，形成固定资产原值231亿元，大大改变了国防工业的布局。在此过程中，三线精神逐渐产生、形成，并在三线建设调整后得到延拓。根据毛泽东的思想，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就要让其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出于战备和保密的需要，当时的三线企业都要“依山傍水扎大营”，建设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尤其是分布在中部和西南部广大山区，有的甚至分布在不通水电的不毛之地。
——摘编自王蕾《试述三线精神的核心内容与现实意义》
材料二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我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组织保障方面，全面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实现了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县级以上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进行驻村帮扶，实现了贫困村的全覆盖，部分县区对脱贫任务较重的非贫困村也选派了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加上近200万名乡镇扶贫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在资金保障方面，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持续增长，2019年国家拨付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261亿元，连续4年每年净增200亿元，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财力保障。
——摘编自汪三贵、郭建兵、胡骏《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若干思考》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三线建设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开展三线建设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分析我国脱贫攻坚工程的特点。综合上述材料，归纳“三线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的共同内涵。
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大抵中国自营的民营工业，1870年代有二十几家，以小规模工业为主，至1880年代后陆续增加，且已有若干大型工业出现。截至1894年，全国共有一百多家大小不同的企业。其中，采矿业多与政府的军事工业配合，受政府控制较大，成效较小，其他轻工业因受政府干涉较小，成效较大，但因资本额少，难以与外国企业或外国在华企业相比。清末的民营工业，在1894年以前其资本额仍较官办或官商合办者为少。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二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忙于战争，不得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迎来发展工业的良机。中国工业资本家纷纷集资设厂，引进先进技术，采用蒸汽力和机器。上海、南通、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城市的资本家率先活跃起来。爱国心的驱使与利润的刺激，使民族工业大为兴旺，财富迅速增长，呈现出一片光明景象。1918年《大公报》上的一篇论文对当时生气勃勃的局面做了真实的描述：“中国工业日见扩充，各种机器势必多用，国家之兵工厂、造币厂、铁路、船厂及制革厂、电灯遍布各处，开矿熔化等事，均需机器。缫丝厂甚多，各处又有织布、织袜、棉线汗衫、纱及机器磨坊、面粉、榨油、锯木、造纸等厂，砂及水泥、烛皂、玻璃、瓷器等厂，年胜一年。”
——摘编自魏宏运《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晚期民营工业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与19世纪晚期相比民国初年民族工业的新发展，并分析其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汉唐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外交的崭新阶段，使中国古代外交突破了本土和东亚的范围而开始走向世界。此后在汉唐一千余年中，中国的外交触角西向伸入了中亚、西亚诸国乃至非洲和欧洲；东向及于三韩、日本等国；南向及于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和南亚诸国。正是在汉唐时期才奠定了中国古代与外国的基本外交格局。
——黎虎《汉唐外交与外交制度论略》
材料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抛弃我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即‘孤立’政策。……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种趋势，即各大国都在形成联盟，不断增加其海陆军备。另外，现在的战争常常会突然爆发，这是前所未闻的。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如果还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愿意接受……避免与外国同盟的政策，那么我认为这个国家太自满了。”从这篇讲话中可以看出，《英日同盟条约》是当时外交部的大政方针之一，其目的是使英国摆脱孤立的地位。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英国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协约》。第三步是《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协约》。考虑到当时英国面临的危险，必须承认英国外交的深谋远虑。
——[英]罗伯特·莫厄特《欧洲外交史1815——1914》
材料三：此次沙（沙特）伊（伊朗）在北京的对话并达成协议。为双方后续合作打下坚实基础，翻开沙伊关系新的一页。为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分歧、实现睦邻友好树立了典范，有利于地区国家摆脱外部干涉，把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沙伊双方再次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和祝贺。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沙、伊三方联合声明》
(1)阅读材料一，用史实说明汉唐时期“中国外交触角伸入中亚、西亚诸国”的具体表现。结合所学，指出唐都城长安当时的国际地位。
(2)根据材料二，概括英国抛弃“孤立”政策“第一步”后的外交举措，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根据材料三，归纳沙特与伊朗此次协议达成得到“中方高度赞赏”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三，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外交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材料一 一战前，民间的教会、学校和社会组织，是传统社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以非国家行为来推动社区治理。一战期间，社区中的学生和教师被组织起来，参加战时生产等工作，许多平民百姓热心于分担战争的重担。1929 年之后，社区组织四分五裂缺乏协调，无力维持社会自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对社区的救济。二战后英美经济发展经历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为国家介入社区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英美国家的社区政策突出表现在对城市贫困区、边缘人群的救济方面，可被视为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国家和区域政府以及私营公司正在接管社区的许多职能。
——摘编自吴晓林《社区里的国家：国家行为的转变与社会传统的底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官方与民间系统，治理方式上依靠官权和绅权的结合，具有典型的“人治”特色。晚清以来，各种社团逐渐出现，在救济与调解纠纷等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同时，工人、资本家、外国人的出现，既增加了新的治理对象，也加剧了原有治理对象的复杂性。伴随着国民思想的进步与法律意识的觉醒，传统社会的“人治”受到冲击，基层社会治理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1)根据材料一，指出社区治理中国家行为的转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的发展趋势，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社会治理转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1979年深圳开始制订城市规划，1980年修订，1985年最终完成了《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建成综合性特区的目标，根据规划，深圳的产业结构突出“以工业为主”，带动其他行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经过10年时间，工业成为深圳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外来劳动人口大量涌入，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同步启动，被称为现代城市之光的高层楼宇，一时居全国之冠。深圳走外向型工业化路线，利用外国资本发展特区工业，工业产品出口国际市场，不断提高深圳特区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从1990年初开始，深圳又编制了10年发展规划和“八五”计划，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深圳建成国际性城市。在“十五”计划中，深圳进一步提出了“以港强市”、加速深圳特区城市国际化进程的新战略。
——摘编自方宁生等《深圳：从综合性特区向“国际性城市”发展》
材料二 底特律在鼎盛时期，全市约有90%的人以汽车工业为生，80%的收入来源于汽车产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整个汽车业面临危机，汽车业三大巨头的销售量在2009年一年内减少了33%45%.汽车产业受到冲击后，财政收入锐减，而此时公共支出却依然庞大另外，底特律是美国种族矛盾非常尖锐的城市之一，1967年7月爆发的种族骚乱使底特律三大汽车业巨头全部停工停产，白人中产阶级开始大规模逃离，市区人口锐减，许多工厂荒废人口和企业的迁出加剧了底特律税基的缩减，底特律财政状况日益恶化。底特律在2013财年总体的债务规模达到1825亿美元，财政收入总额仅为11亿美元，导致底特律政府无力偿还，最终破产。
——摘编自贾宇清等《底特律破产对城市发展的启示》
(1)据材料一，概括深圳从综合性特区向“国际性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
(2)据材料二，分析底特律城市破产的主要原因。
(3)据材料，归纳深圳的腾飞与底特律的衰败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的相同启示。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蔡元培反对祭孔的理由。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从反对祀孔到恢复祀孔的原因并简析上海市纪念孔子的时代价值
材料一我国城市规划历史悠久。在《周礼・考工记》中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王城九里,公城方七里,候城方五里,爵城方ニ里。”《管子》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下,必于广川之上。高费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摘编自尹家琦等《西周时期城市规划理念探讨》
材料二近代中国最早开始现代化的城市主要是一些开埠通商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少数开通商的新兴城市现代化发较快;而原来那些历史悠久,经济较发达的内地城市由于处于封闭状态,现代化起步更晚。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通过开放城市传进中国，而开放城市的社会经济的日益现代化,也对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各种以传播现代知识文化为目的的新式文化教育机构应运而生,日益发展。近代中国城市愈发展,农村就愈落后这些城市在文化上与周围地区相对疏远,在经济上则被当成是获得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特点与外力的影响》
材料三下图是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国际化演示图
——摘自曹康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国际化历程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念。(2)根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变化的作用。
材料一 14 世纪初，尼德兰安特卫普的集市逐渐发展起来。安特卫普集市一年举行两次，每次开放两周。安特卫普的市政当局拥有管理集市的权利，制定了针对钱币兑换和商业信用的制度，不强迫外来商人必须出售所有带来的商品等。14 世纪20-30年代，安特卫普地区的集市吸引了整个尼德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英格兰羊毛商、布匹零售商，一些意大利商人、南德意志商人还带来了大量布匹、酒、胡椒、玻璃器皿、金属制品等。到了15世纪末，安特卫普集市开始向综合性的交易所转变。
——摘编自宁凡《15-16世纪欧洲集市的转变——以尼德兰集市为例》
材料二 明初以来集市日渐发展和繁荣，如盛产线罗纱绸的盛泽镇，“富商大贾数千里辇万金而来，摩肩连决”；以产包头绢而闻名的双林镇，“各直省客商云集贸贩，里人贾鬻他方，四时往来不绝”。在这些市镇上，作坊主们为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其生产规模，并雇佣了较多的工匠。这些市镇附近的农村越来越多地从事商品作物的经营。如有的种桑、蔗、红花，棉；有的种蔬菜、水果、烟草等，但作坊主们“得不到官方的鼓励”，作为农业经济补充的商品化，往往被限制在维持小农经益的再生产限度内。随着人口的增长，“政府也变得更加集权，以试图控制迅速增加的民众”。这一切都导致了市场力量的发育与运作过程完全被扭曲。
——摘编自韩大成《明代的集市》等
(1)据材料一，归纳安特卫普集市的特点。
(2)据材料二，概括明代集市发展和繁荣的积极作用。
(3)据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从唯物史观角度分析两地集市转型一成一败的不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