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初，黄河下游堤防失修，决口频繁。康熙年间，河道总督靳辅“遍历河干，广咨博询，求贤才之硕画，访谙练之老成”。他主张从全局出发，将黄河、淮河、运河三者进行综合治理，并指出：“用水刷沙，虽为治河不易之策，然河身淤土有新旧之不同……五年以前之久淤……冲刷甚难，故必须设法疏浚也。”主要措施是坚筑堤防、蓄清刷浑、河运分离。由于治河经费紧缺，靳辅预支数个省份康熙二十年正税的十分之一、并允诺“以淮扬水涸之后溜出田地的屯田收入及商船货物缴纳的商税补还”。经治理，黄河安澜十余年，之后又连年决溢。

——摘编自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等

材料二   清末民初以来，原有黄河治理体系逐渐解体，黄河水患频发。1913年，濮阳双合岭决口，当时北京政府着力进攻南方革命力量，无暇顾及，导致灾情不断扩大，拖延两年才完全堵复。1921年，《大公报》报道：“黄河上下游近来迭次决口，被水区域益形扩大，加以款项支绌，河工经费不能尽力筹拔，因之河防设施多有未周。”193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李仪祉提出了黄河治本思想，强调黄河治理要上中下游并重，防洪与航运、水电、灌溉兼顾，还认识到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在黄河治理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治河策略。但由于主管机关职权不定，治理工作难以有效推进。

——摘编自苏全有等《民国时期黄河治理成效不佳的历史反思》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考察黄河并提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1999年，江泽民强调黄河治理开发应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实现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2019年，习近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黄河流域的治理开发步入新征途。

——摘编自邓生菊等《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流域治理开发及其经验启示》

2021年10月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1月央视推出《中国考古大会》，致敬中国考古，探寻中华文明。

材料一：中国考古学继承了传统金石学的部分思想和方法。金石学是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北宋时期，作为传统史学的一个崭新的分支学科一金石学兴起。 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几次改革虽以失败告终，但在学术研究方面敢于疑古创新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对宋代金石学的产生有开山之功的刘敞、欧阳修等人，就以敢于率先怀疑旧说、创发新义而著称。除此之外，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为金石学的兴起并迅速发展提供了土壤。

——摘编自刘心明《略论金石学兴起于宋代的原因》

材料二：19世纪末，欧洲近代考古学便已步入成熟期。1921 年受聘于北洋政府的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河南仰韶村首次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遗存，进而提出了“仰韶文化”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这次考古首次直接而有效地把近代考古学理论与实践的全过程都带到了中国，是促成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划时代标志。近代以仰韶、殷墟考古为代表的考古发掘使“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

——摘编自钱耀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特点及其相关问题》

材料三：改革开放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进入快车道。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系。1987年为加强对全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国务院决定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改为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可以独立行使职权。各省、市、自治区纷纷成立考古科研机构，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成果大量涌现。近年来，中国考古队赴巴基斯坦、埃及、罗马尼亚、洪都拉斯等国开展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推动了世界不同地区古代文明的互鉴与交流。

一摘编自刘国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重任》

材料   敦煌莫高窟，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古典文化艺术宝库。1963年，北京大学毕业的樊锦诗来到敦煌，从此扎根大漠40余年，潜心敦煌文物的研究、保护和利用工作。她主持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为其它石窟寺遗址考古报告的撰写提供了借鉴。她积极推动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促成《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颁布。她积极探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带领团队花了20年的时间做成了高保真的敦煌石窟数字档案，先后上线了中英文版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其资源不仅应用莫高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而且使敦煌艺术走出国门。目前数字敦煌资源网的全球访问量已超过7000万人次。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就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发表重要讲话。同年，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摘编自《敦煌的召唤，一生的归宿》

材料一

——摘编自（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材料二   进入20世纪，华北地区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快速增长，到20年代，黄河流域的产棉量已占全国54%。特别是天津，成为和上海、汉口并驾齐驱的全国三大棉市之一，集散了冀、陕、豫、晋、鲁各省的棉花，这些棉花不仅大量出口海外，也用于供应国内方兴未艾的棉纺织工厂。河北省农村地区距离天津较近、交通便利，不断扩大棉花种植，成为民国时期棉花种植最为发达的省份，各县几乎都盛产棉花。

——摘编自苗青《从〈红旗谱〉看近代华北地区棉花的种植》

材料三   2012—2022年期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稳中略降，但单产量却得到了增长。除了2013年与2019年受灾害性气候的影响使得棉花单产有所下降外，我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整体呈增长的走势。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棉花单位面积产量1992.2公斤/公顷,比2021年增加99.6公斤/公顷,同比增长5.3%,再创历史新高。

——摘编自《中国棉花行业现状深度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材料一   据《周礼》记载，周王室为保证夏天有冰块使用，专门成立了“冰政”这一机构，其负责人称“凌人”。每年大寒季节，他们就监督奴隶、庶民到水质好的地方凿采冰块，再将冰块藏到预先准备好的冰窖里。大约到唐朝末期，人们为生产火药开采了大量硝石，并偶然发现，硝石溶于水时会吸收大量的热，能使周围的水降温直至结冰。溶于水的硝石还可以用蒸发结晶法等手段提取出来重复使用，但硝石提纯极其困难，且要耗费大量人工，故制冰成本仍然十分高昂。

——摘编自宋衍昌《实现制冰自由，究竟靠什么黑科技？》

材料二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了北京城主要冰窖的分布和储量。民国时期，民办冰窖显著增多，各大酒楼、饭庄往往和民营冰窖建立了较为稳定的供应关系，走街串巷贩卖鱼虾的小贩也经常在担子中放块冰以保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城区周边又修建了一批冰窖，民营冰窖也通过公私合营逐步收归国有。但冰窖收储的天然冰取自于河湖池塘，难免受到污染，人吃了天然冰制作的食品后容易罹患肠胃传染病。随着现代制冰厂特别是冰箱、冷柜、空调等制冷设备的出现和普及，冰窖很快衰落，到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冰窖已基本停用，少数明清遗留下来的老冰窖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

——摘编自刘林智《冰窖旧事：老北京的消夏记忆与历史遗存》

材料三   2020年9月，中国提出“双碳”目标，作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承诺。2022年年初，北京冬奥会应用的跨临界二氧化碳制冰、造雪技术首次在冬奥史上用二氧化碳替代了对臭氧层存在危害的氟利昂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评价说：“国家速滑馆二氧化碳制冰技术世界领先，实现了低碳化、零排放。”

——摘编自王静宇、吕可欣等《张信荣：以碳制冰，变废为宝—绿色能源的领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