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2 . 阅读以下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举中国万里之土壤，历二千四百年之绵暖，合数万后王卿士绅缨民庶妇孺之礼俗，所信受奉行，诵读尊敬者，岂非先圣孔子之遗教耶？夫孔子之道，本于天，人之性出于天，故因人性以为道，若男女食味被服别声，人之性也，但品而节之，而不绝之，故至易至简，而人不可须臾离其道也。苟非若婆罗门之去由出家，墨子之非乐不歌，则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人，凡人之为人，有生我者，有与我并生而配合同游者，有同职事而上下者，则因而立孝慈友弟义顺忠信笃敬之伦行。苟非生于空桑，长于孤岛无人之地，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非惟中国为然也，恻隐羞恶谋虑进取，人之性也，扩而充分之，以为仁义智勇之德，虽禽兽亦有是一二焉，但不能合而扩充耳。则是道也，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子教须臾而不能也。……

故灭国不足计，若灭教乎，则举其国数千年之圣哲豪杰，遗训往行尽来灭之，所祖述者，皆谓他人父也，是与灭种同其惨祸焉。何其今之人，不自爱国，乃并数千年之文明教化，与其无量数圣哲之心肝，豪杰之骨血，而先灭之欤？彼以孔教为可弃，岂知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子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康有为的观点。

（要求：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一   东晋南北朝至隋唐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一个完整过程。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个浓缩中国文化特质且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词语——“中华”，胡汉融合是认识“中华”概念的一个起点。《晋书·桓温传》记有东晋大将桓温的一段话：“自强胡陵暴，中华荡覆，狼狈失据，权幸扬越。”《十六国春秋》记十六国时原西晋旧臣贾坚仕于前燕，(东晋)士子荀羡劝说贾坚说：“‘君父、祖世为晋臣，奈何背本不降?’坚曰：‘晋自弃中华，非吾叛也。民既无主，强则附之。’”入唐以后，“中华”一词被广泛使用，贞观时，给事中杜楚客在谈及北方突厥时云：“今令其部落散处河南，逼近中华，久必为患。”《唐律疏议》规定：“造畜蛊毒(欺骗害人)，所在不容，摈之荒服，绝其根本，故虽妇人，亦须投窜(流放)，纵令嫁向中华，事发还从配遣。”

—摘编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东晋南北朝至隋唐胡汉融合与“中华”词义嬗变》

材料二   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后来又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

—摘编自石硕《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材料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颁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称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斗争将取代意识形态斗争，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冲突。1996年，他直言“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亨廷顿强调，西方文明将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就伴随着争议和批评。总的来说，学界对他的批评主要是认为他夸大了文明间对立，过分强调文明间冲突的一面。

——摘编自张旭鹏《“文明冲突论”逃蔽了冲突的本质》

材料   1969年尼克松宣布对亚洲的新政策：美国仍将在亚洲发挥重要作用，除非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其亚洲盟友自己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的责任，美国避免卷入越南式的战争。

此后，尼克松在历年的国情咨文中把这一政策延伸为全球政策以及处理与其盟友全面关系的总方针。集体安全是美国支持其盟友对付其国内或核大国的威胁所谋求的一个目标，其中心点是美国将不再承担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

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又宣布，尼克松主义在广义上还包括对中苏政策的总方针，即"实力"加"谈判"。在其任内，美军退出了越南战场，中美关系改善，美国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国际地位也有所变化。尼克松主义是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成为以后几届政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

——整理自贾春辉《现实主义外交的斡旋》

材料   1952年新中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担任部长。当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李四光在仔细分析了中国地质条件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石油地质普查。1954年，李四光应邀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报告，即：青、康、滇地带，阿拉善—陕北盆地，并提出应该首先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1955年春，组成了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石油普查大队，指导了石油找矿工作。他运用地质力学理论指导了全国石油地质普查的战略选区工作

——据陈振桂《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等整理

材料一   汉唐的外事体制，乃是一套以贯彻大一统秩序为基本目标，以羁縻式控取为主要手段，以礼法规范为具体框架的体制。因而对集中代表了中外经济交往的互市，在以严密控制下的市坊制度对之约束的同时，朝廷看中的是其赐恩报义的政治意义而非互通有无的经济价值。故或大施恩惠，或加设禁条，并不把互市当作目的而只视之为维护四夷宾服局面的手段。对中外各种交通出入，除按既定关津制度加以控制外，边境防范尤严，往往必须以因公的名义在官方往来的外衣下方许出入。而外人在境内的居留、婚姻等，除非降附归化，入籍为民，一般也总是处于重重限制之下。中外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大一统原则的影响和制约。对外来文化中的枝梢末叶，朝廷乐于采取大而化之的包容态度，但对系统的意识形态，如宗教，则以防范、限制和彻底的控制为基本方针。

——摘编自楼劲《汉唐对丝路上一般中外交往的管理》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关系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这一阶段晚清政府虽不得不按照西方的原则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仍坚守“华夷秩序”观念，并基本按照“华夷秩序”观念处理对外关系。第二阶段为19世纪60—8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呈现既试图保有旧的对外观念和政策，又试图利用西方体系中一些原则的过渡性特征，清政府正式设立了专司对外事务的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第三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失败，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在物质和观念上被全面裹挟进近代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全球扩展之中。《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的东亚首强地位被日本取代，日本迫使清廷承认朝鲜“独立”，中朝藩属关系宣告结束，朝贡体系中的最后一名成员被划出。随着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华帝国完全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摘编自王卓《两个体系的碰撞——“洋务外交”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