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529年，广州重开市舶贸易，澳门成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停泊的八大海港之一。16世纪中期以来形成了以澳门为中心的三条国际贸易航线（如表）。

——（①②_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外历史纲要》下册2019年12月第1版）

材料二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辨析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组织了联合各省举人的“公车上书”，虽未送达光绪皇帝，但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围绕着上书未达光绪皇帝这个问题，有如下史料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材料一：英国历史学家马士说：“当中国人实行一种激烈的禁烟运动而使危机加剧的时候，战争果然就来到了；可是它并不是为了维持鸦片贸易而进行的斗争，它不过是一个持续了二十年，并且要决定东方和西方之间应有的国际和商务关系的斗争的开端。”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材料二：“英、法经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把中国的大门打地更大了……中国土地广袤，交通闭塞，为了便于深入内地，扩展势力，从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列强开始向清政府提出修筑铁路的要求。”

——李占才《中国铁路史》

材料三：从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向清政府勒索了大量赔款。通过鸦片战争，英国获取了2100万元的战争赔款。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各获得了800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苏智良主编《历史》教材

材料四：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货税、饷费，均应秉公议定则例”。后《海关税则》又规定：进出口货物一律“值百抽五”。

英国人在通商口岸犯罪时，“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中国政府无权受理。

——《中国清代经济史》

材料五：据时人记载：“松，太利在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分之一。专一纺织为业的乡村，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的丝、茶出口额迅速增长。茶的出口由1843年的1300多万斤增加到1855年的8400多万斤；丝的出口从1843年的1000多包增加到1855年的56000多包。

——转摘自《中国近代现代史资料选编》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       

——董仲舒《举贤良对策》

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明太祖与康熙、雍正、乾隆）之出现，几乎都是一字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主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朝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了。像姬旦（周公）、萧何、曹参、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中国相权哪能制衡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什么制衡关系。

       ——唐德刚《袁氏当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