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二战后，黑人再次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他们从南部农村来到北部城市，该现象直到20世纪60年代也没有减弱。尽管许多黑人在经济地位上与白人处在同一个阶层，但黑人仍然面临着困境。一是教育、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被隔离；二是就业上的歧视，黑人雇员不仅就业困难，而且工资低， 因此处于激烈的商业竞争旋涡之中。许多雇主认为市中心的黑人既无技术，也没有职业道德。

随着美国经济的变化，对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有着很大的影响。学者对美国52个大都市区研究表明，工厂地点转移导致10%~30%的工人失业，黑人失业率比白人失业率要高。1970年至1980年间，30%~50%的失业者来自黑人。这一变化使美国的少数族裔中出现了大量的底层阶级。与此同时，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农村。从1970年到1985年间，南部乡村黑人，无论和农村的白人相比，还是和城市里的黑人相比都存在着持续地高失业率。

——摘编自石光宇《美国后工业化时代少数族裔经济地位研究》

材料二 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在2012年至2021年的短短十年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西藏、贵州、云南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为9.5%、9.4%、8.4%，增速分列全国第一、二、五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民族地区的许多发展短板得以补齐，例如，2021年，民族地区共建成5G基站17.79万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长73.7%，西藏乡镇、建制村公路通畅率分别为94.55%、77.94%，内蒙古在近十年累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46.4万户、危房改造116.65万户，配套建成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160多万套。

——摘编自李伊《党领导各民族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逻辑探析》

材料一   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遭封禁后，黄遵宪“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正式创刊，梁启超任主笔，设有“论说”、“恭录谕旨”、“奏折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西电照译”等栏目。黄遵宪非常自信地向友人表示：“吾辈事期必成，非阻力所能阻。”直到1898年8月停刊，《时务报》共出版了69册。

开创《时务报》的资金来源，在张之洞名下的占半数以上。开办之后，张之洞又下令按时拨款。并称誉《时务报》 “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妙，拜以此札伤治下各州县购读”，同时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他将仿札登载在《时务报》上，公开表明支持态度。紧踵其后，便有数省官员起而效尤，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

——摘编自黄升任《黄遵宪与<时务报>》和陈长年《从<时务报>看张之洞与维新派的关系》

材料二 中国同盟会建立后，孙中山等人就着手创办自己的机关报，曾决定将正在刊行的由宋教仁创办的第2期《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其机关报。但由于该刊第2期中有一篇抨击日本侵华野心的文章，杂志被日本内务省下令“押收”。同盟会便决定停刊，别起报名，另行出版。1905年11月《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到1908年冬被日本政府封禁，至1910年初在日本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共出了26期。在前后5年时间里，有一套自己的经营方式：首先是依靠社会捐款和同盟会拨给经费出版。其次，《民报》创刊之初，发行工作靠同盟会员的革命热情去义务完成。此外，《民报》创办初期并不重视广告业务。

——摘编自王业兴《<民报>的创办与20世纪初年的社会思潮》

材料 牛的形象在中华文明原始时期就已出现，牛耕图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载体。隋唐时期，牛耕图并不只在描绘北方旱地牛耕场景，南方水田耕作场面日益丰富，牛耕图像逐渐定式，同时牛耕图的载体也发生相应变化。唐代山水画的兴盛，使牛耕图从秦汉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石发展至墓室及洞窟壁画之中，如唐高祖李渊从弟李寿之墓中就见两幅牛耕图。同时该时期牛耕图样逐渐丰满，并不止于单纯牛耕活动描绘，还增添了画面背景的刻画。牛耕也出现在佛教壁画之中，如凿于盛唐时期的莫高窟刻画了《佛说弥勒下生经》中一种七收的场面，画面中就有牛耕图的出现。

宋代画家对于牛耕的描绘日渐脱离墓室以及洞窟壁画之中，牛耕形象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纸本绘画上，出现在文人画家笔下，且并不再局限于对农事的真实描述，而是以耕牛来寄托画家之思，并逐渐成为皇权的教化工具。据史料载：   “仁宗宝元初， 图农家耕织于延春阁。”

明清时牛耕图已经不再限于壁画以及纸本绘画之中，载体形式丰富多样，如陶瓷、版画、年画等，与世人的生活愈加紧密。与此同时，承袭宋元之制，皇权对耕织图重农劝桑的教化作用极为重视，据悉明代仇英、唐寅皆绘过耕织图，至清代多位皇帝都曾任命宫廷画家画耕织图。

——摘编自夏恒《象征与教化：中国古代牛耕图发展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