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6年不同经营面积的农户纯收入数据表（以四地177家农户为调查数据来源）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大、中、小型机械已经进入农户家，农户主要经营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也开始进入农户的经营领域。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人均占有土地状况大大改善；农户拥有先进机械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生产工具占比不断降低。2009年至今，家庭经营性收入异军突起，进城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农户生产或经营方式都高度市场化。——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余勇亮《农户经营方式转型研究—三大历史时点的比较与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

材料一   语言文字是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符号系统，是一个国家更为持久和稳定的标志和符号……而秦代向民众下达皇帝旨意的诏书石刻以小篆写成，可以说是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帝国的产物。这显然，带有将刻写的内容永远流传后世的期待。近代以来，汉语中出现了大量新词汇。195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指出，1955年要发动全国讨论《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5年，《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全国印行，各地的群众讨论陆续展开，并对草案高度拥护。人民日报社论指出，繁体字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是严重的妨碍。方案强调国家对汉字简化的支持态度。改革文字是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的一环。根据21世纪初的国家调查数据显示，89.58%的人选择阅读相同内容的简体字印刷品，95.25%的人平时主要写简体字。下表内容为近现代以来新词汇事例。

——摘编自陈先松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汉字简化改革体现的人民立场》等

材料二   英国的殖民地开办了许多免费的教授英语的学校，对拔尖学生发放奖学金。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世界工场。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的150年中，约一半的科学技术文献是用英文写作的。在国际海事救助和航空管制方面，各国按英美国家的安全和技术标准统一使用英语。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和美国已是世界重要的文化产品生产国。

——摘编自《英国近近现代教育》等

材料一   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1905年晚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

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材料二   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咨议局当中。咨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咨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咨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咨议局，朝廷谕旨对咨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咨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摘编自陈丽君、杨宇《近代乡绅基层整合功能的转换及其制度逻辑—基于绅权制衡机制演变的考察》

材料一   民国初年（1912—1928年），工人群体是社会保险的主要对象；针对其他群体（如急需救济补助的灾民、难民）的社会保险极少。北京政府于1914年颁布《矿业条例》，其中就含有工伤补偿的社会保险因素。在劳动立法运动的推动下，劳工提出，“一切保险事业，需由工人参加规定之，以保障所有在政府的、公共的、私人的企业和机构内的工人之损失或危险”，劳工希望以此推动北京政府建立雇主和国家分担保险费的社会保险制度。这迫使北京政府在1925年颁布了设有劳动保险条款的《工会条例草案》。1927年颁布的《工厂条例》涉及工伤、医疗及生育等劳动保险内容。这一时期本应由政府主导并强制推行的社会保险，实际上主要由企业主导。

——摘编自王爱兵《民国初期社会保障实践研究（1912-1928）》

材料二   我国工伤保险覆盖面发展统计图

——整理自《2007年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2020）

材料一   唐代前期的户籍侧重于对“人”的控制，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课役情况，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数。唐前期，政府不断检括户口，大量依附于贵族的农民被编入户籍，国家掌握的户口数不断增多，到了唐玄宗时期，已有八百九十多万户。在此基础上，唐政府对乡村进行整合，实行邻保制度，以负责基础的警政治安并协助司法。

材料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既有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民众的流动倾向越来越强。然而，唐代户籍对人的控制十分严格，人们的迁徙受到严格限制。“丁中为本”的统计下，“有幼未成丁而袭世资家累千金者，乃薄赋之；又有年齿已壮而身居穷约家无置锥者，乃厚赋之”。再加上赋役负担不断加重，致使农民大量脱籍逃亡。据估计，在唐玄宗年间，政府户籍之外的逃户高达四五百万，占实际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卢宏勋《唐代户籍制度的社会管理功能研究》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