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东南亚沿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 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了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的。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专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材料二：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明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于是明成祖决定，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下西洋前期，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为“重振已坠之国威”而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没到达过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状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郑和下西洋的条件。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古代海上丝路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有日本学者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陶瓷之路”，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
——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纵观全球著名海港遗址，往往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而“海丝申遗”工作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2021年，温州在建设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时，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这一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温州地标江心屿双塔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古航标，分别建于唐代和宋代。古人建造如此宏伟的两座航标，正因为附近有繁华大港。而在南宋和元代，温州都曾设立外贸管理机构。遗址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掘成果如下：
区域 | 发掘内容 | 亮点 |
东端水门头区 | 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 | 包括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成片房址等，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 |
中部邻江港口区 | 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为沉船、码头等遗迹分布区。 | 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 |
| 发现2艘福船（福建造木帆船，适合远洋航行）。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4米、残宽4.1米，推测全长约20米。 | ||
| 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 | ||
西端南侧瓮城区 | 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 | 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明清时期改为方形。 |
——据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栏编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含义，并简述这一词的使用与中国陶瓷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寻找相关信息，佐证温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繁华大港”。结合所学，简述考古发掘的价值。
材料
| 三星堆出土文物 | 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 |
| 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0.8厘米，可能象征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首领人物。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发式、头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和20件青铜面具。 |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等文明，基于对于神权和王权的理解和表现，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 |
| 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纹饰图案。 | 古代西亚、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权杖多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
| 祭祀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一些青铜头像的表面，还贴附有黄金箔制成的金面具。 | 伊拉克出土的一尊古代“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就是在青铜铸造的三头母山羊的头部表面，覆盖用黄金箔片制作的面罩。 |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1)根据材料,归纳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相似文化现象。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古蜀社会特征，简析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
材料 2007年，中国水下考古部门和广州打捞局合作，将“南海一号”沉船打捞出水。截至2019年底，船货已提取完毕。沉船长22.15米，宽9.85米，舱深2.7米，属于远洋贸易船。全船用舱壁板进行分隔，共分为15个货舱。船货品类丰富，而以瓷器、铁器为大宗，瓷器以德化窑、磁州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的产品最为多见。此外，还有漆木器、金银器、金叶子、银锭、铜钱及大量的个人物品，如戒指、手镯、臂钏、项链等，以及动植物残骸、矿石标本等。另据最新的样品检测数据，“南海一号”上已经发现丝绸遗留的化学成分。据出土文字材料，该船的年代当在12世纪末。
——摘编自姜波《港口、沉船与贸易品》
(1)材料中的“南海一号”作为史料，可以用来研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1986年，在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中，出土高昌国和平元年（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叠布（即棉布）借贷契约，借贷量达60匹之多。在197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考古队对哈拉和卓古墓群十六国至唐西州时期51座墓葬的发掘中，出土一件“蓝棉布，出土物似为一件棉衫裙，内有絮棉，已糟朽成粉状”。在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联合考察队对新发现的一处墓地发掘中，出土一件宽5厘米、长7.5厘米的棉布方巾，墓地年代属于魏晋前凉时期。
——摘编自新疆考古发掘简报等
材料二 松江乌泥泾的棉纺织业在宋元之际还处于“厥功甚艰”的初级阶段。黄道婆返乡后教民织布，“未几，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至元十九年，元廷规定税粮可“折输绵绢杂物”，元二十六年四月，“五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以都提举司总之”。朝廷还经常和市棉布等物，赈济北方部民。由于棉纱和棉布的生产量越来越大，所以，在天历元年全国科差总数中，征收的绵和布就分别达72015斤和211223匹。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魏晋至唐时期棉花在新疆的传播作出合理的历史解释。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代棉纺织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材料 秦并一海内，在全境推行郡县制，并在县以下普遍建立起乡里制度。汉承秦制，三国又承汉制，从走马楼吴简揭示的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级）的治理情况看，乡稳定地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承担力役征派、赋税交纳、户籍编制等职能。《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东观书》记“（东汉）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两汉时平均每县辖3—4乡。三国时期，临湘是长沙郡首县，郡仓、监狱等高级别机构皆设于此，潘濬军府也驻扎在附近。当代史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孙吴临湘侯国辖12乡，后史家综合利用长沙出土汉吴简牍、六朝石刻等地方档案，以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判断三国孙吴黄武至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共辖平乡、广成乡等11乡更符合历史真相。
——摘编自徐畅《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乡的数量与名称再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湘阴侯国行政规划上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构成东吴湘阴侯国（县级）行政特点的背景。
材料 中国早期的地图基本上是手绘的。两宋时期开始制作石刻地图和印刷地图。石刻地图可以拓片的形式传播四方，印刷地图更可为一般平民收藏和使用。据《古杭杂记》载，“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以披阅”。
宋代印刷地图流传下来的较多，多是作为书籍插图得以传世。大约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在儒学经典的图释中出现，可称为释经图，如杨甲《六经图》所附《十五国风地理图》、程大川《禹贡山川地理图》、傅寅《禹贡说断》所附《禹贡山川总会之图》等地图，以及程公说《春秋分纪》中的《九州指掌图》；第二种是类书插图，如南宋末成书的《事林广记》，地舆类有《历代国都图》《历代舆图》，宫室类有宋东京图三幅；第三种是方志地图，主要是各州县城市地图。
——摘编自《文物中国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宋时期地图的特点，并分析其广为流传的原因。
（2）综合上述材料，你如何认识两宋时期地图的史学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