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   唐代诗人高适是一个有较强生命意识的人，这不仅表现在他努力追求生命的长度，更表现在他尽力提升生命的质量。他出生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然而家道中衰使他在青年时期生活穷困，虽然身处开元盛世，却沦落到要“求丐取给”的地步。家境贫困带给他的生存压力、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赋予他的外在动力，最终促使了高适生命意识的形成。50岁之前的生活虽然困窘，却怀有兼济天下的使命感，早建功名的紧迫感，亦有怀才不遇的悲凉感，体现了他追求生命存在过程的真实和圆满。后从军入哥舒翰幕，历任淮南节度使、彭蜀二州刺史、西川节度使，最终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故而《旧唐书》说： “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摘编自赖对对《对高适生命意识探微》

材料   主教制度改革是英国宗教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中世纪晚期，英国的主教在身份和职能上都具有双重性，他们既是国王的封臣，又是罗马教皇的使节。都铎王朝将主教任命权收归己有，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主教制度改革终止了国王和主教之间的封建关系，使二者的关系变成普通的君臣关系，结束了英国以教会为核心的教权统治体系。由此，主教的个人宗教立场让位于国家的政治现实，主教群体成为至尊王权的捍卫者。此外，主教的职能被限定在宗教领域，并取消了主教一系列宗教特权，英国国王实现了在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完整的司法审判权。主教制度改革完成了英国宗教国家化，是都铎时期英国国家建构的重要步骤。

——摘编自赵博文《主教制度改革与英国宗教改革时期的国家建构》

材料一   地方行政体制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它的好坏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在对地方如何治理的问题上，历代统治者花了不少的功夫，力图达到“内外相制，轻重相权”的局势，使地方易于中央控制，以求封建统治长治久安。

——摘编自张创新《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比较研究》

材料二   明太祖朱元璋废除行省后，改为布政使司，掌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同时，设置提刑按察使司掌管司法，设置都指挥使司掌管军政。三司互相不统属，各司其职。明代中期又开始临时派出巡抚、总督处理地方事务，因事而设，事毕而撤，进一步将权力收归中央。

——据白钢主编《中国古代政治制度通史》

材料一元朝灭亡后，明太祖招抚西藏地区政教首领，立宣慰司、布政使等机构，委用藏族上层人士任职。1571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与明朝订立和议，接受明朝册封，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局面。清朝建立后，西藏地方宗教首领表示归顺。顺治帝正式赐予“达赖喇嘛”的封号，康熙帝又赐予另一个西藏佛教首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1727年又设置驻藏大臣，监督西藏地方政务。1757年，乾隆帝派兵平定回部叛乱，恢复了对新疆地区的统治。1762年清朝设置伊犁将军，管辖整个新疆地区。康熙时期，又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叛乱，稳定了西北部边疆地区。

——据龚孟川《略论古代边疆民族政策》

材料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政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采取的一项基本政策。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自治地方的内部事务。截止到1998年底，中国共建立了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同时，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

——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

材料一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欧洲列强都在19世纪的弱势民族中寻找下手的对象，各种国际危机都因列强的妥协而被化解，外交手段以及复杂的利害关系，避免了由于一系列的国际危机而导致全面失控的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列强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有军事同盟色彩的两大集团的产生和对峙，使19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关系的规则也随之改变。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和国内矛盾，越来越成为各国统治集团所信奉的“真理”，军事集团的形成使1905年后各种国际危机都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战争威胁来解决。

——摘编自华少庠《卓越与迷惘：欧洲文化发展进程综述》

材料二   苏联对德国的扩张一直抱有最强烈的警惕性，1938年3月德奥合并时就向英法建议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却被英法冷淡地拒绝了。直到德国吞并捷克斯溶伐克的残余部分后，三国才开始了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谈判。此时英、法、苏三国都致力于保证波兰的安全，英国提议当欧洲发生侵略行动时，英、法、苏、波四国将立即讨论应当采取的步骤。苏联立刻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但这一提议却遭到作为受援国的波兰的坚决反对。

由于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恩怨，波兰人对于苏联的仇视更甚于德国。张伯伦遂发表了由英法单方面保证波兰安全的宣言，英国这一做法更加加深了苏联对英法的不信任。随着1939年7月但泽危机的不断激化，共同面对德国压力的英、法、苏三国终于开始进入军事结盟的实质性谈判阶段。苏联对谈判极为重视，英国却并没有诚意，给代表团的指示是“在缔结政治协定前，应该极其缓慢地进行谈判”。法国本来非常希望与苏联结盟，但由于英国的态度也只好在谈判中虚与委蛇。在苏联看来，英法可以强迫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却不愿意给波兰施加压力让苏军过境抵抗德国，这就是对谈判毫无诚意。二战爆发前20天，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努力失败了。

——摘编自苏肄海《战争的逻辑：从普鲁士崛起到两次世界大战》

材料一   在中世纪的欧洲，香料的用途广泛，可用来烹饪菜肴、配制药剂、制作香薰。在大部分欧洲人眼中，香料比黄金更加重要，是欧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3世纪以来欧洲进入小冰河期，气温偏低且十分干燥，不适合种植肉桂、丁香和胡椒等作物，因此高度依赖产自印度、中国及东南亚的香料。在传统贸易体制下，香料需要辗转陆路和海路，或横跨中国及欧亚草原，或途经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后进入地中海，最后才能抵达欧洲，耗时极长且运费高昂，一路上香料要在不同商贩手中转手十余次，每次转手都会使价格飙升。阿拉伯人为了维护自己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还隐瞒各类香料的原产地，以便坐地起价，攫取大量财富。1453年，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切断了亚欧之间历史悠久的陆路香料贸易通道。为满足本国对香料的需求，欧洲国家纷纷寻找新的海上航线。

——整理自【美】劳伦斯·贝尔格林《黄金、香料与殖民地-转动人类历史的麦哲伦航海史》

材料二   17世纪的东南亚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香料贸易中心，欧洲国家如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争相进入东南亚，设立贸易据点，以谋求殖民扩张和商业利益。除了直接同当地商人进行香料交易之外，欧洲国家还在东南亚设立贸易公司，通过垄断贸易和殖民政策，获得了更大的利润和控制权。例如，17世纪20年代荷兰通过血腥屠杀独占班达群岛，垄断了肉豆蔻的生产；17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通过毁树政策提高香料售价，并获得了丁香贸易垄断权。自此荷兰在世界香料贸易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

——整理自金祎成《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香料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