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允许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广西有人开始被运往国外。1876年，北海（当时属广东管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从北海口岸出国的华工，每年多则4000人，少则数百人。1897年，梧州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1904年，英国在梧州设立“契约华工”接收站。

——摘编自石维有、张坚《华侨华人与西南边疆社会稳定》

材料二   清末的广西社会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在此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出现了大批的海外移民。清政府的残酷压榨，再加上天灾频仍，大量破产的百姓纷纷外逃。此外，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广西学子出洋留学，也成为海外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梁茜茜《论清末广西海外移民的类型及特点》

材料三   1940年，日军将越南作为向中国华南进攻及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导致广西边境交通受阻，广西人迁居海外的人数剧减。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南进侵占东南亚，大约有11万侨胞又迁回广西。而广西一大批爱国志士，利用广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移迁至越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2年，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战胜利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少数广西籍士兵流落在缅甸和印度。

——摘编自向大有《民国时期广西向国外移民三个时段社会背景特征》

材料   巴尔干地区位于古代东西方贸易通道的欧亚交会点，地理位置极为重要。这里聚集着多个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多样化的生活状况。其内部统一发展的动力长期未能形成，在半岛狭小的空间里，各民族在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对有限资源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争夺，导致积怨很深，成为了“欧洲火药桶”。一战中，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土耳其站在同盟国一边，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倒向协约国。二战中，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加入德国阵营，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则抵抗法西斯。无论是二战前法德意与巴尔干各国结盟的角力，还是战时英美苏与德意在巴尔干的对抗，都造成了巴尔干地区的动荡。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实力弱小的国家如何审时度势，在兼顾利益和道义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道路，值得深思。

——摘编自梁占军《二战中的巴尔干：历史与启示》

材料   《国民公报》原是宪法研究会的机关报，服务于北洋军阀的统治。1917年蓝公武担任其主编，1918年后基于国内外形势，加之《新青年》同仁的影响，蓝公武对《国民公报》进行改版，旨在促政治之改革和谋思想之革新，以革新政教艺术方面的陋习为己任。蓝公武对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与李大钊一起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论战，促成了五四前后谈论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国民公报》与《新青年》相呼应，声音有同有异，比如对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等，就有很多的批评，改变了《新青年》内部的关系。《国民公报》影响力直逼《新青年》。

——摘编自周月峰《另一场新文化运动》等

材料   1948年英国建立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简称NHS），开始对全国医院进行国有化改革。英国公立医院的开支主要由国家税收承担，政府拨款对公立医院的医疗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医疗服务不再具有市场性质，“让每个人都可以立即得到所需的任何医疗服务”。在此背景下，医院就诊人次增幅明显。改革前，英国的医生多为自由职业者，他们在经营私人诊所的同时，为医院提供兼职服务。利益上的驱动让医生倾向于到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从业，出现医生分布不均的现象。改革后的医生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由国家实行统一的薪资标准，并按照区域内医院的需求，对专科医生进行统一分配。医院国有化改革带动了英国人口健康水平的显著提升，但也存在“过度医疗”等问题，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的公立医院又进行重组并引入了市场机制。

——摘编自白爽《1948年英国医院国有化改革的影响及启示》

材料一   鉴于赫鲁晓夫后期忽视农业科学所带来的教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强调农业科学“有特殊的意义”。苏联在1966—1970年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为9亿卢布，1971—1975年则为17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把农业专家看作是农业发展的“可靠支柱”，鼓励专家担任生产领导。全苏联建立了600多个农业科研机构，在特别缺乏农业专业人员的东部和非黑土地区也新建了多所高等农业院校。苏联还抓紧对在职农业干部进行专业轮训工作，每年轮训17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农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也有所优化。

——摘编自陈义初《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农业》

材料二   2001年，中国政府召开“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颁布《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其中明确了农业科技工作的方针与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农业科技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方向。为了借鉴与学习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科技的先进经验，中国发起并主办了首届“国际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继续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使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十五”以前，中国近80%农业科技人员和投入集中在提高农产品数量方面；“十五”期间，中国农业科技已从以提高产量为主，转向以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和基础研究能力为主。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初步优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与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等。

——摘编自吴忠泽《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科技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材料一   数千年的漫长历史，负陆面海的地理环境，既塑造出中华民族辉煌的陆地文明，也孕育了悠久的海洋文明。尽管在文明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内陆理念逐渐确立了在国家战略中的主流位置，但是不能以此判断中国对海洋无欲无求，也不能因而忽略昔日尤其是汉唐宋明的“海洋强国”地位。古代中国的海洋经略同世界上其他涉海大国一样，都遵循着普遍性的历史逻辑，直至清王朝实行闭关锁国，从而发生了海洋经略的历史“断档”，这在经济基础、政治安全与文化传统等层面都存在着特殊性逻辑。

——摘编自刘笑阳《古代中国海洋经略的历史逻辑》

材料二   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一个国家，它若能够轻而易举地进入公海，其地理位置的战略价值就十分之高。建立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军事力量，拥有适当位置的殖民地是在海外支撑这个国家海上权力的最可靠手段。成功的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商贸与海上霸权的影响，在本质上依赖于国民性格，因为当它们自然地起源于自身时，这些殖民地才能最好地成长。一个完全与其民众的自然根基相协调的政府政策将会在各个方面最为成功地促进其成长。英国较少在陆上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是努力成为海上霸主，凭控制海洋和欧洲以外的世界确保国家的胜利。

——摘编自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