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89年英国议会宣布：“立法机关及其制定法律的权力源自‘人民’。”20世纪以来，“人民”一词成为英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1940年英军敦刻尔克撤退后，“人民战争”这一话语在英国官方和民间的社会宣传中被不断提及。当时丘吉尔呼吁：“这不是部落酋长、王子、封建王朝或国家实现其野心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国家事业的、人民的战争。”《百万同胞》等战时影片，也生动刻画了“人民战争”的场景。莱斯特郡牧师加农•赖特指出自私自利与“人民战争”精神相对立。在1945年大选中，工党领导人艾德礼表示，要让这个国家对每一个人都公平，要让失业者、生病者、年长者以及贫穷者都能得到照顾。这个国家，要在乎他们，最终艾德礼竞选成功。对“人民战争”话语的接受和推崇也延续到战后初期英国的社会转型中。
——摘编自莫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民战争”话语的生成、传播及其影响》
材料二 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摘编自毛泽东《论持久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英国“人民战争”话语产生并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上述两种人民战争思想（话语）在二战后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末，德国有80%的人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70%，工业只有2%。英国的工业革命触动德国官僚的神经，一些邦国积极引进英国技术和人才，建立新工厂。1769年普鲁士建立采矿和冶金部，90年代萨克森安装第一台纺纱机、西里西亚建立第一座炼焦炉。19世纪上半叶，为防止英法工业品涌入，德国废除国内关税，建立全国关税同盟。19世纪中叶，德国又兴起了铁路建设的高潮，将主要的工业城市连接在一起，并带动了煤炭-炼钢-机械工业的发展与统合，成为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二战后东亚经济发展起点比拉美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遭受战争的破坏。为了巩固东亚在冷战体系中的战略前沿地位，美国为东亚实行初级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提供了经济援助，同时军需用品定单也为东亚开拓了产品销路。60年代中期国际市场对加工工业产品需求上升，西方国家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换代，大量资金、技术和设备需要转移到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地区，东亚抓住机遇开始实行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开始了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而拉美国家却长期恪守内向发展模式，未能扩大其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深受伊比利亚文化影响，拉美人也存在轻视劳动和创造力，忽视储蓄的价值观。同时据统计美洲科研经费从1995年的95亿美元上升到2002年的110亿美元，但仍然少于韩国。此外有人还注意到在拉美职业群体中，律师、经济学家和医生比工程师多。
——摘编自林震《拉美和东亚现代化模式之比较》等文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德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东亚现代化发展逐步超过拉美的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一 西周末年，太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春秋时齐相晏婴继承他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和与同异”。孔子基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继承并发展前人关于“中”与“和”的观念，提出了中庸思想，进而上升为“和而不同”“和为贵”这些经典命题。子思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中对“中”与“和”这两个观念加以联系，提出中和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家不断充实中和思想的内涵，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智慧。
——摘编自陈苗苗等《儒家中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
——摘编自杨芳《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提出“和而不同”思想的政治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范围调整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材料 两汉是儒法融合的重要时期。汉初从秦暴虐酷刑、二世而亡的教训中，得出“刑罚积而民怨背，礼文积而民和亲”的悲剧总结。在沿用秦所建立的法律制度框架基础上，将儒家的伦理道德引入法律，改变了秦律的残忍冷酷。董仲舒是西汉中期以后礼法融合的重要理论奠基人物，他构建了一套融合礼与法的天人感应宇宙论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解决了礼法融合的障碍。董仲舒的学说为经义决狱开启理论合理性，并为后世统治阶层构建更为完整的德主刑辅法制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董仲舒大力倡导的“春秋决狱”有力地促进了法律伦理化的司法审判实践。开始了后世引礼入法、引经决狱的潮流，启动了法律儒家化过程。
——摘编自寇纪元《从儒法论争到儒法融合：我国儒家法传统的形成既现代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材料一 1800年至1910年，欧洲城市人口约增长6倍。19世纪末，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1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巴黎是欧洲第二大城市、法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巴黎人口在1801年为54.8万，到1851年达到105.3万，1896年则达到253.7万；1800年柏林版图扩大一倍，人口为17万，1890年则增加到160万。19世纪柏林不仅是德国的政治中心，且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属加工、化工、机器制造、纺织、缝纫等产业蓬勃兴起，教育、科研和行政机构快速扩张，银行、商店和中心商业区也随之发展起来。
——摘编自付成双《市场经济中的城市化：欧洲的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工业企业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
——摘编自王子全《二战后世界城市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欧洲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欧洲城市化的新变化，并简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材料 1979 年， 党中央决定对“长期低产缺粮，群众生活贫困”的西北、西南一些地区以及其他革命老根据地、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进行“重点扶持”。 1982年底，国家经济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等9个部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扶助农村贫困户工作的通知》，要求农业、财政、教育、民政等各有关部门都要以扶贫为己任，协同做好农村扶贫工作。1983年11月1日，财政部发布《关于支援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无偿和有偿两种办法，1986年完善为发展资金的使用实行有偿、无偿相结合， 以有偿为主的原则。1986 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再次提出“国务院和有关省、自治区都要建立贫困地区领导小组，加强领导”的建议和要求， 同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
——摘编自王爱云《1978—1985年的农村扶贫开发》
(1)根据材料，概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扶贫工作的意义。
材料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让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教育与民族存亡的关系逐渐被发掘认识。1906年，学部正式将“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尚实"就包含了劳动教育的雏形。后来黄炎培开创的职业教育、晏阳初践行的平民教育等均为我国劳动教育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由于社会性质的局限，民国时期劳动教育逐渐演变为劳工教育，出现社会团体、教育机构、企业、工会等共同参与劳工教育的情况，如荣氏企业以“学校工厂化是精神原则之所在”为理念实施劳工教育，劳工“进厂先教识字，落工习副业，非实习不能派事”。
——摘编自李忠《近代中国劳工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急需培养国家建设新人和劳动者，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据统计，以“劳动教育”为篇名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之后的两年间就达到177篇。当时的劳动教育既承担着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同时还是改造政治思想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接受劳动教育的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还包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各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当然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中小学生，因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校都积极探索适应新社会的劳动教育课程和形态。
——摘编自张鹏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劳动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不同于近代劳动教育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