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历中首详各省节气时刻及昼夜长短诸例，天之道也；次列八卦方位二十四山、九宫紫白诸局，地之道也；中列十二月七十二候等类，时之道也；内复备人事之趋避（包括“御用六十七事”及“民用三十七事”）、吉凶之向背，人之道也。……顺之者昌，违之者殃。
——据清代缪之晋《大清时宪书笺释》（雍正元年）
材料二 民国历书以授时为主，旨破除一切迷信。凡旧历书中之所谓方位、临值、宜忌等项，悉数删除，而以天文图说代之。
吾国近数年来讲求新政，亦仿用七日休息之例，而每过七日谓之“星期”而休息一日，而星期以次各日则谓之星期一、星期二等日，夫所以遇七日休息者，盖欲与世界大同，……而与环球各国亦不至彼此参差。
——据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二年历书》
材料三 采用阳历的好处：“可以增进人民国家观念。”“历本一日不统一，时间经济之进行，即有一日之妨碍。”
——据于长缨《阴阳历在经济上之价值》（1923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历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政府改旧历行新历的背景及目的。
(3)综合上述材料及所学知识，从现代化视角谈谈你对民国历法改革的认识。
材料一 西周末年，太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春秋时齐相晏婴继承他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和与同异”。孔子基于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继承并发展前人关于“中”与“和”的观念，提出了中庸思想，进而上升为“和而不同”“和为贵”这些经典命题。子思继承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在《中庸》中对“中”与“和”这两个观念加以联系，提出中和思想。在儒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家不断充实中和思想的内涵，使之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哲学智慧。
——摘编自陈苗苗等《儒家中和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材料二 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形成，既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西方自由主义和互助论的影响。在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中，他通过对调和本义的研究，把调和定义为两存和竞立，并以调和对近代中国新旧文化和中西文化进行理性思考。在新旧调和中，他主张用新的取代旧的，立足点在于开新。在中西调和中，他主张由吸收西洋文明的长处逐渐转变为在融合现有东西文明基础上创造第三种文明，十月革命后他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由此，李大钊的文化调和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独特性，也成为形成其马克思主义观的动因之一、这使他的前后期思想处于一种转折与连续中。
——摘编自杨芳《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提出“和而不同”思想的政治背景。(2)根据材料二概括李大钊文化调和思想的主要内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和思想的当代价值。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材料 马君武（1881年7月17日－1940年8月1日），出生于广西桂林，是中国近代获得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马君武少年时深受康有为维新思想的影响，认为非精研西学，不足以致中国于富强。1899年，他考入广西体用学堂，开始接受西方近代科学文化。1902年，马君武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成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后参加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马君武一向主张创新，反对拟古，写了大量鼓吹新学思潮和爱国主义的诗，多收入《马君武诗集》中。1924年，马君武开始淡出政坛，精力逐步投入教育事业。1927年初，马君武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之邀，在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开广西高等教育的先河。马君武提倡西方科学教育，为了弥补国内科学技术缺陷，广西大学开办了许多国内稀缺专业，机械系、电机系、土木、农学等师资教学力量雄厚。马君武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起被时人誉为“北蔡南马”。
——摘编自周川《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马君武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君武取得上述贡献的历史背景。
材料 明代中叶以后 ,不仅私人海外贸易势力直接冲击着明代的市舶制度，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亦直接瓦解着市舶制度所维系的朝贡贸易体系。明代后期将打击走私贸易的防海机构——海防馆改为肾饷馆,饷税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关税制度上的一大进步,推动了海外贸易管理由市舶司制度向海关制度转变。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福建设立闼海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分别在广东、江南两省设立粤海关和江海关;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又在浙江设立浙海关，从此海关制度代替了历代的市舶制度。海关口岸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贸易中转站,它的设置,为沿海省份开辟了广阔的商品流通渠道,加快了沿海省份商品经济繁荣的步伐。
——摘编 自彭巧红《明至清前期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的演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初建立海关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清初建立海关制度的影响。
材料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江西省奉新县人，明朝著名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它在明末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横空出世。明代土地开垦面积达到极限后，精耕细作是提高产量的唯一方法，也是农业科技发展的着力点。宋应星关注水稻栽培，把《稻》作为全书之首。科学家丁文江道：“先生（指宋应星）生于豫章。广信之铜，景德之磁，悉在户庭。滇南、黔、湘冶金采矿之业，又皆操于先生乡人之手。《天工开物》之作非偶然也。”日本学者依据《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法国汉学家儒莲把《天工开物》中的生产技术信息不断翻译出来，促进了欧洲的技术革新。德国学者薛凤的《开万物之技艺·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在美国出版，引起西方学界对《天工开物》的热烈关注。
——摘编自张志清《《天工开物》的守护与传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应星编撰《天工开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宋应星《天工开物》的影响。
材料 1979年，国家要从内地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深入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和当地群众一起干农活、修水利。1988年，孔繁森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任拉萨市副市长。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他每次下乡时都特地带一个医疗箱，买上数百元的常用药，送给急需的农牧民。1993年，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但他继续留在西藏，担任了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实际情况，他深入调查研究，求计问策，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不到两年的时间，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
——《孔繁森：汗洒雪域情系高原》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繁森援藏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孔繁森援藏的贡献。
材料 隋文帝杨坚即位后，废除九品中正制，确立了以考试选人的科举制，同时废除了由来已久的各级长官私人自辟属官的制度，一律改由中央任命。科举意为分科考试举人，其中以考儒家经典的明经和兼考诗赋、对策的进士为最重要的两科。应举者不限财产、门第，允许“投牒自举”（《旧唐书·杨馆传》）。考试一般每年举行，合格后获得任官资格，再由吏部考试，通过者正式进入官员系统。“取士不问家世”（《通志·氏族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宋朝汪洙《神童诗》，一说元朝高明《琵琶记》）。
——摘编自人民教育出版社《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教师教学用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隋代兴科举的历史背景，概括隋代科举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科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关于《周易》的作者，司马迁的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孔子作传之说在唐初孔颖达等人编撰《五经正义》前几成定论，然此说在疑经盛行的两宋时期饱受质疑和挑战。他们还改动经传文字，对《周易》经、传的篇章次第进行了再审视，并编订了很多所谓的“古本《易》”。在疑古大潮之中，部分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文字讹误、脱衍、训话及典章制度制度的考辨、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的考证等予以独特关注。宋代学者对佛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
——据王长红《宋代文人笔记中的疑经思潮》
材料二：鸦片战争以来，学者们既要推倒经学的统治地位，又希望”成功地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己的文化精华联结起来”。他们“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主要是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信仰，看它们到底”是与不是”“好与不好”“适与不适”。至此，经学使由定于一尊，不得非议的地位，跌落到被识别、评判和取舍的普通位置。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也就变成了根本的转向。这一转向以抨击礼教始，整理国故、文学革命终，把经学导入了纯学术的道路。
——据天祥《儒家文化的变异与转向-近代经学述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疑经思潮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疑经思潮的不同，并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