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博览会的核心是一场现代性的狂欢，到10月闭幕时已有600万人购票进场，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平民被运往同一集会。得益于俱乐部、工人协会、技术工人学会等帮忙安排行程和住宿，大量工人阶级（在城镇而不是农场里工作）才能够前往伦敦。铁路公司为他们提供整套服务。一个外国人——朱利叶斯·路透在1851年来到伦敦，他在皇家交易所大楼设立了海底电报办公室，为伦敦和远至俄罗斯的欧洲地区的客户提供欧洲金融和商品市场的最新信息，电报传来的美国的价格信息也会被及时发给他们。资本从伦敦金融城源源不断地流出，伦敦金融城是全球经济的中心。同时，来自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商品如潮水般涌入利物浦，英国把廉价的纺织品和制造品倾销到各个国家的港口，却要把外国工业扼杀在摇篮之中，它还抬高商品价格，用经济力量来强迫其他国家放弃发展本国工业，只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然后出口到英国。然而，博览会上划时代的柯尔特六发左轮手枪、麦考密克的收割机和其他发明一起，证明了一件令博览会东道主感到不安的事情——美国正在崛起为重要的工业强国。

——摘编自〔英〕本·威尔逊《黄金时代：英国与现代世界的诞生》

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奴隶可以买卖。自由民捕获逃亡奴隶应归还其主人……自由民窃取神或宫廷之财产者应处死，而收受其赃物者亦处死刑。”同时，将奴隶视为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侵犯了这部分财产权亦受法律的严惩。还规定：“自由民将宫廷之奴或婢，或穆什钦努之奴或婢，带出城门外者，应处死。”《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3条规定：“如用手或棒子打断自由人的头骨，应缴纳300阿司，如为奴隶，则为150阿司。”可见，奴隶在社会上不能与自由人平等，法律维护奴隶主利益，阶级属性也是昭然于世。

材料二   《十二铜表法》包括传唤、审理、执行、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补充和后五表的补充等。从遵循“习惯法”到创立一部新法律“成文法”，开创了罗马法制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它“不分贵族和平民，所有受害人依法受到同一的保护，所有加害人按法律受相同的制裁”，具有“平等性”；它在条文中明确“禁止无限制的自由报复”，以“仅在双方不能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对“同态复仇”加以限制，体现了对个人“生命权”的尊重和司法执法机制的灵活性和审慎性。

——摘编自刘招静《<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起点》

材料一   17世纪至18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将大量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转译为西文后传入欧洲。此举使中国儒家学说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欧洲兴起了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是以德治为基础的政府，欧洲政府当以中国为模范。启蒙时期的法国持霍尔巴赫观点的思想家很多，他们认为中国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应成为其学习的榜样，这也促使上述思想逐渐成为近代欧洲思想家追求并建立民主思想的渊源。

——摘编自周小欣、王丽娟、兰春《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指出，中国要能够与泰西强国竞争，就必须“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不同行业的人皆能人尽其才。按当时的发展趋势，中国将“非行西政不能活吾民，每一行省，非有精通西学数十人，必不能行西政”。按环球各国的大势看，“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日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他认为开启民智的根本措施是兴学校，其次是办报。此外，严复也将《国闻报》视为通上下、通中外的传播工具。“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一种乐器）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

——摘编自李滨《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材料一   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英国实地考察这个资本主义“世界工厂”，并同英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回到布鲁塞尔，他们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8年1月底，《共产党宣言》在伦敦一个小印刷所里刊印。

——摘编自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

材料二   当资本主义制度成了生产力不能忍受的桎梏，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实行社会革命，把社会生产力从过时的社会制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把真正的生产者、广大人民群众从雇佣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工人运动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材料三   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业部门生产将不再由个人企业主来肆意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人的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制订计划。这样“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发展”。因此要实行的是那种消灭了私有制形式的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将克服私有制条件下大工业的弊端，人类社会将有更加广阔的前景。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材料一   牛顿革命具有十分广泛的影响。牛顿革命同众多的“学科革命”一起构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气势恢宏的科学革命时代。这些“学科革命”涉及数学与天文学、生物学与进化论、化学、心理学等领域。“学科革命”清除了各学科以往流行的种种谬见，极大丰富了人类的自然科学知识，证实了牛顿革命所凸显的那种科学思维方式的正确性，从而在现代工业文明中牢固地确立了“科学化”这一基本原则。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上）

材料二   分工和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降低了单个工人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世界市场的拓展为工业产品提供了充足的原料产地以及广阔的销售市场。科技革命产生了一系列的新专利和新发明，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并扩大生产和增加利润。可以说，工业革命是市场经济、科学技术革命以及社会分工等共同发展所产生的集群效益的结果。

——摘编自袁玥《马克思恩格斯的工业革命思想研究》

材料三   电能的使用，电气工业的兴起，是一场划时代的深刻变革，它揭开了工业化的新纪元，人类跨入了电气时代。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解决了长期困扰人类的动力不足的问题。化学工业和炼钢工业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蓬勃发展。

——摘编自李富森《论德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与特点》

材料一   口述社会是古代世界的共性，和希腊社会一样，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印度等都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口述社会阶段，史诗和抒情诗的发达即鲜明的例证。古希腊人创作了不朽的《荷马史诗》，苏美尔人有宏大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古印度人有著名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但是以口头说服为特征的演说却唯独兴盛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成为雅典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

——摘编自威廉·麦克尼尔《世界史：从史前到21世纪全球文明的互动》等

材料二   作为政治领袖的演说家正是通过演说影响甚至左右民众在公民大会上的决策和陪审员在公民法庭上的判决。因此，在雅典民主政治中，民众的决策需要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政治领袖的建议和领导需要民众决策的认可和制约。雅典政治领袖的领导权和民众的决策权长期处于一种相互制约和平衡的状态，从而使雅典民主政治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摘编自蒋保《演说与雅典民主政治》

材料三   雅典实行公职民选，民选的方式法律作了规定，具体分为两种。一种是举手和投石（将计票的小石子投入规定的壶中）；一种是抽签。第一种方式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裁决，用于专业技术性官员的选举，如选举将军等。第二种方式虽然原则上平等，但抽签当选具有偶然性。

——摘编自何炳松《欧洲大历史》等

材料四   在雅典，将军是要求具有特别军事才能的要职，十位将军经公民大会选出后，还要由公民大会再次投票的多数来决定他们各自的具体职责，并确定一位首席将军来领导“十将军委员会”。在抽签中，为防止不适宜担任公职的人当选，法律规定审查合格者才能参加抽签。每一个候选人要接受任何一位公民带挑剔的追问和诘难。

——摘编自《浅谈古代雅典公民选举制度》

材料一   由北方移民建立的政权东晋和南朝，将中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带到了南方，并给北方的非汉族政权带来示范作用。如北魏孝文帝改革朝仪的两位主持者，都是熟悉南朝典章制度的人物，改革的参照物也是南朝；秦朝至三国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和人口游离于汉族政权之外。永嘉之乱后，南迁的政权为了延续统治，不断扩大开发地区和设置新的行政区，汉族政权的实际疆域进一步扩大；北方移民的大量迁入和迅速繁衍，使得汉族逐渐成为南方地区的主体民族。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

材料二   陕南原以种植小麦为主，移民的到来，使汉中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大米逐渐成为汉中、安康河川地带的主食，但远离汉江沿岸的很多地方仍然是米面共存或者更偏向面食。面食兼具南北，其中蒸面、热干面等具有荆楚色彩。米食除了米饭，以米制面也是一个特色，汉中著名的热米皮就是以大米粉蒸制而成，这是大米的面条化吃法。陕南山区在明清以前主要种植大麦、小麦、燕麦、荞麦和豆类，移民的到来导致苞谷和洋芋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并改写了传统的五谷种植结构，其中苞谷糊汤是商州人的最爱，爱用辣椒、生姜、花椒、酿造醋、酸菜、泡菜等，汉中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泡菜坛子，这和湖南、四川人极其相似。汉中有“三天不吃酸，腿杆打闪闪”的俗语，在西南及两湖也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弯弯”“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转转”等说法，说明汉中与巴蜀、湖湘在饮食文化上有相通之处。

——摘编自田龙过《明清移民与陕南饮食文化的历史变迁》